南北朝易学思想对礼学与礼制影响.docVIP

南北朝易学思想对礼学与礼制影响 　　摘　要：为了深化对南北朝儒学思想困境的认识，运用文献索引与诠释的方法，阐述了南北朝易学思想对儒家礼学与礼制的决定意义。结论认为：汉代易学的气化宇宙观，使气质之性成为南北朝礼学的天道根据；在历史动荡中，《易传》思想被片面把握，乾德的理想不明。这些都使南北朝礼制追逐于外在规范的构建。南北朝儒学在礼学的繁荣背后是精神的滑坡，将心灵的地盘交给了佛道信仰。 　　关键词：易学；礼学；气宇宙论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t(2007)02－0166－02 　　 　　经学时代，易学是探索天道性命的天然思想领地。考察南北朝易学与礼学、礼制的关系是深入理解南北朝儒学的必要环节。 　　 　　一、易学气论传统与南北朝礼学“性命”思想 　　 　　《周易》卦辞中的祭祀辞显示了《周易》与礼的古老渊源。《易传》构造了“阴阳合德”[1](《系辞下》)的自然哲学，说明了万物存在中相互依赖的两种力量，并从乾坤合德的自然哲学中推出“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系辞上》)的人性学说。人性有善的潜在向度，它源于二气的德性，实现于二气的生化。《易传》由气的世界统一性讲人性善的思想与孟子由心之“四端”推出人性善的思路不同。 　　从学术上看，南北朝儒学寻求易学与礼学之间“一以贯之”的思想动机十分强烈。南朝宋傅隆认为五经“无不备乎《礼》而后立”[2](《宋书?傅龙传》)；北朝后魏常爽却认为五经中“《易》为之原”[3](《五经总类》)；在《易》礼的互训中，南齐王俭根据殷代历法解释《周易》卦辞的礼学记录[3](《礼仪问答》)，揭示了《周易》与礼学的历史渊源。 　　从思想上看，南北朝儒学的根本特点是以气沟通天道与人性①。对易学之“太极”范畴，南朝人往往以气解释之，宋郑道之说：“彼太极者，浑元之气而已。”[4](《弘明集?神不灭论》)萧衍也以元气解释太极[5](《全梁文》)。南朝易学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的十二消息卦气说以解释自然和社会，如陈代褚仲都的《周易?复》“七日来复”注[3](《周易褚氏讲疏》)、梁代何胤的《礼记隐义》“律生蕤宾”注[3](《礼仪隐义》)。与南朝相比，北朝易学的气学传统更加浓厚。 　　汉晋易学中的气论主要对经验世界的结构与生化过程做出解释，当涉及命运与人性这样的先验命题时，南朝易学的气化思维对礼学“性命”思想的诠释局限性就表现了出来。我们以南朝人对《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注解为例子做出说明： 　　南朝梁皇侃注“天命之谓性”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因五气之性而生，五行的气化有莫测之妙。按照五行的逻辑关系，礼并非由木气之德(仁)所主宰，而是生于火气之德，并受土气之德(知)主宰[3](《礼仪皇氏艺义疏》)，也就是说礼源于气，呈现于人的知觉意识。南朝梁代礼学家贺场对“天命之谓性”解释认为：人和所有“含生之类”，皆因五行之气而生，因气感而生情，性与情是气的不同状态。因此，礼的本然根据(性)与实然表现(情)都只是气的不同状态而已，由于气禀不同，人性便有了圣智与下愚的悬隔不移[3](《礼记新义疏》)。 　　《礼记?中庸》将《易传》“乾坤合德”的自然哲学转化为以“诚”贯通天人的道德哲学，重视《中庸》提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修养方法论和“保合太和”的宇宙观，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南朝的《中庸》注没有将人性本善的本体设定突现出来，突现出来的只是难以教化的经验人性，表现了易学的气宇宙论对礼学中人性问题形上建构的阻碍。 　　 　　二、南北朝儒家易学思想的扭曲与礼制的畸变 　　 　　南北时代道家思想流行。从北朝看，北朝礼学家熊安生站在道家立场上阐发《易》与《礼》的关系，他认为宇宙有一个生成的顺序，即道――大易之气(这是取自《易纬》的说法)――万物[3](《礼记熊氏义疏》)，由此，人间社会也呈现道家所批判的境况，并且认为《周易》所表达的人间秩序也只是“失道”后的差强人意的世界而已。 　　南朝玄学流行，王弼易学本体“无”的无规定性最终在自然观上形成万物“莫不独化于大虚，?H尔自造矣”[6]的思想，瓦解了士人对自己在宇宙中形上地位的确认，从而造成礼坏乐崩。南北朝的儒学恩想要么退回到汉学的气化宇宙生成论中，要么滑向佛老，失去了儒学道德形上学的自觉和理论标尺。 　　南北朝易学还折射着艰难的社会历史内容。从“永嘉之乱”到南朝末的一百多年里，国家分裂和政权更迭中伴随着血腥的残杀。感时伤神的士人不能不对《易传》的“太和”天道理想产生动摇。历史前途的黯淡使得南北朝人解《易》过分注重坤道的“时通”精神，乾道的理想追求晦暗不明。如陈朝张讥和周弘正解释《乾?初九》中都表达了“文王明夷”[3](《周易张氏讲疏》)的时运认知。失去乾坤合德精神的指导，北周的卫元嵩在《元包经》中竟然以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