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中数额问题浅析.docVIP

合同诈骗罪中数额问题浅析 　　摘要：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数额特别巨大”分别对应的是三种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因此，如何准确认定犯罪“数额”成为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时不可不考虑的关键问题。作为入罪量刑标准的犯罪数额，也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形态判断其为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额或受害人损失额。 　　关键词：合同诈骗；数额 　　一、合同诈骗罪中“数额”问题的界定分析 　　这里所谓的数额，是与犯罪行为直接参生的财物或者金钱，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示出来，具备定罪量刑意义的。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的“数额”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犯罪人所得数额、犯罪过程中损失的数额、票面数额等。具体到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受害人损失所关联的财务数目。结合本罪具体客观表现，主要有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额以及受害人损失额三类“数额”。第一，合同标的额，即签订的合同中所显示财物数目。它客观反映了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规模、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以及其主观恶性的大小。第二，犯罪所得额，即行为人实际骗得财物的数量，也就是其从中获取的财产利益。第三，受害人损失额，是指合同相对方因为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减少的财产数目，既包括受害人的直接损失，如已经交付的定金、预付款、货款等，也包括间接损失，譬如利息以及因此而耽搁的交易时机。 　　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大多数数额犯一样，合同诈骗罪条文中对“数额”的描述也过于概括，而相关司法解释的未明确，无疑给司法实践中对本罪中三类“数额”理解造成困难。理论界对于“数额”的认定标准有以下的几种观点；第一，把合同上标的数额作为认定标准。主张这种标准的学者们认为，“签订的合同上标的数额就是行为人的指向数额，是合同诈骗行为过程直接涉及的，并准备实施诈骗的金钱或者财务数额，客观地反映着犯罪行为的规模、社会危害的程度及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①，以标的额为数额标准更能反映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实质。第二，以犯罪所得额为数额认定标准。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前述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其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老诈骗他人的财务数额比较大的就会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对他人实施诈骗的行为，其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所骗取的财物数额作为认定标准，而合同上的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的考虑因数。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最主要的本质就是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受害人直接受到的损失就代表犯罪行为对国家、集体以及个人的危害，也反应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的大小以及程度。设立刑法本身不是为了报复行为人，是为了约束预防犯罪。因此，应从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损失来确定行为的罪刑。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各有其理，但深入分析，均存在一定缺憾：第一种观点失之过严。因为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有时是为了骗取合同上面标注的数额，也有可能只是骗取定金或者部分的财务情况。如果我们把合同上的总价来当成行为人的定罪数额，显然是不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第二种观点则可能会宽宥犯罪。在被害人交付财物后行为人取得财物前，财物如若因为行为以外的原因减少（如自然损耗），此时把实际的数额来作为行为人的定罪数额，无疑是对行为人的轻纵。第三种观点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可以反映行为人的对社会的危害性。但在未遂、中止或其他犯罪形态情况下，行为所指向的标的损失额将很难计算。因此，笔者以为，对合同诈骗罪“数额”的判定应结合具体情况和犯罪形态综合判断，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一）完成形态中“数额”的认定 　　犯罪的完成形态即指犯罪既遂，具体到本罪就是指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支配下，使得受害人的财务被骗。这样的情况下应当把受害人直接损失的额度来作为“数额”认定的标准，减去在过程中犯罪分子已经返还或者赔偿的部分财务的数额，并且需要根据合同诈骗行为发生时财务在当地市场的价格来作为变价依据。而对于受害人造成的一些间接性的损失数额虽然不能直接的作为犯罪与否的依据，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是一种量刑的考虑因素。 　　（二）未完成形态中“数额”的认定 　　作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受害人财物损失，也即没有犯罪所得数额和受害人损失数额。依据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犯罪的数额应当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犯罪人主观上所要追求的数额，也就是我们说的合同上的标明的数额。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意图是合同的预付款及其他的财物数额，可根据客观事实和供诉证明的，应当以这个数额作为定罪的数额。 　　（三）共同犯罪中“数额”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的界定，两人以上共谋骗取合同相对方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共同犯罪。除了一般认定未遂的问题外，其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是按照合同诈骗行为的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