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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中碎片化问题 　　一、多斯与《碎片化的历史学》 　　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1]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价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著作，他对历史的终结、人类的隐退、结构的作用、抛弃政治史等年鉴学派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使我们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本书为捍卫历史学展开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战斗。 　　《年鉴》杂志是由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于1929年创立的，后来围绕着这个刊物形成了年鉴学派（不过他们自己并不这样称呼自己）。《年鉴》杂志诞生于这一年并不是偶然。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欧美，这种总体危机或者“文明危机”不仅颠覆了整个知识界的信念，也影响到史学界。人们对理解危机以及对其作出反应的需求十分强烈，时代的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这本杂志的诞生正好回答了?r代的要求。《年鉴》杂志具有很大的反叛性，他们反对以拉维斯、瑟诺博斯、朗格诺瓦等老一辈为代表的实证史学。他们的创新首先体现在注重经济和社会现象，主张更为全面的历史；其次是倡导问题史学，历史学家不应只是满足于根据史料写作，而应当向史料提出问题，要把史料纳入一个总问题。不过多斯指出，他们并不是“全面史学”的首倡者，只是更为激进而已。拒绝政治也是这本杂志的一个明显特征，他们抨击政治运作、一会活动和政治党派，甚至对国家也提出质疑。因此布洛赫和费弗尔“制定出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方法，完全抛弃了他们视为多余、附属和死角的政治领域”。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痉挛的历史再次打乱了西方对历史的认识，西欧衰落的更加明显，世界的命运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非殖民化、科技革命和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了欧洲和美苏，以及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新的形势使历史学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必须重新确定方向：单纯的民族国家史不再受亲睐；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更加靠近。”另外，社会科学的新变化对历史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传统的优势地位受到质疑。尤其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很快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为抵御结构主义的攻势，费尔南?布罗代尔一面以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遗产来对抗列维―斯特劳斯，另一方面也对他们最初的方向进行了修正和创新。”他用“时段”来应对列维―斯特劳斯，将时间分成性质和长短各异的三种节奏：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即我们所熟悉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 　　第三代年鉴学派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从20世纪70年代起，严重的世界性危机令工业社会陷入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了社会的停滞和平衡状态。人种学的意识激发了人们对其他文明的关注，他们试图挣脱自身社会历史的局限，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外部世界。由此，便出现了历史科学的人种学化趋向。历史学家开始用人类学的分析工具来再现逝去的时代，新史学也全身心投入对传统的探寻，并注重反复性事物和个人的曲折经历。他们把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与转折抛在一边，唯独看中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关注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背面，如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不可否认，系列史、心态史等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他们开辟了研究感受性和物质文化的新领域。 　　三代年鉴学派之间有连续也有断裂。其连续性，他们都否定政治，将政治视为死角；都从其他学科汲取新成果，并力图从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其断裂，多斯指出，首先，与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不同，第三代年鉴学派不再把人类当做历史研究的基点，甚至出现“没有人类的历史”的极端；其次，研究变化的历史科学变成了僵化的历史，“一成不变的历史”和“永恒的历史”使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彻底放弃，历史也失去了启示后人的作用。最重要的断裂表现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历史的解构和对总体观念的放弃上。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阶段，时间性从单数变成了复数；到第三代年鉴学派时，历史被分解成了一摊碎屑。 　　二、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的讨论 　　中国史学界也有关于研究“碎片化”的讨论。 　　章开沅在“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中提出细节研究不是“碎片化”，他将历史研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宏观蕴含微观，微观中亦有宏观。随着史学的发展，资料的激增，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历史变得更加困难。“宏观把握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精密于某一地区、某一断代、某一领域的专家则日渐增多。”大家更愿意从微观角度来研究课题，切入点小，比较好把握，而且能有更多可靠的资料来支撑自己的研究。章开沅称此为“细化的研究”，我们“丝毫不必为此而感到忧虑”，因为“统揽全局”的重要任务得交给“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而宏观和微观无优劣之别，高下之分，只有研究者自身的治学态度、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