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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新成果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融合与促进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与历史研究之间应该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只有合理吸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才能不断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从而实现该思政理论课程应该达到的教育目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一、引言 　　作为一门讲授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思政理论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课程教学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就当前历史课程的教育状况而言，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对于历史研究中取得的新突破关注得很少，许多历史事件的论述与评价还是“五十年不变”。当今时代信息爆炸，很多学生可以通过影视、网络等渠道获得对于相关历史事件的多方面了解。如果教师还一味以陈旧的历史观点和资料去向大学生们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令他们觉得枯燥无味，甚至会引发他们的逆反情绪。因此，把历史研究新成果与课程教学相结合，已经成为《纲要》课程教学的当务之急。只有在课堂教授中充分合理地运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让同学们从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中较好地把握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规律。[1] 　　二、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要把近现代史研究和《纲要》课程教学结合好，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一是要求任课教师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资料和新成果有较为扎实的了解与认识。历史学研究的突破往往离不开新历史资料的涌现和对于新问题研究的展开，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曾总结当时的历史学研究趋向，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列举当时历史学研究中涌现的五项新资料，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王先生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突破，也确实于此五项新资料中得益良多。[2] 　　从二十世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给历史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台湾当局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将长期封存的“蒋中正档案”等重要资料解密；苏东巨变后俄罗斯及东欧诸国档案馆全面开放，各国学者争相前往，从这些档案馆中获取了有关世界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量珍贵史料。中国走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在历史档案资料的开放上也有很大的进展。如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完成《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中共一代领袖重要史料的编撰出版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从2004年起开始向社会公众开放该部保存的大量解密外交档案。上述资料的解密和公开，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研究的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正是在众多涌现的新资料的基础上不断取得突破，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作为《纲要》课程的任课教师，如果能对于这些历史资料及相关研究论著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讲授《纲要》课程时自然能胸有成竹，介绍各种历史史实时也能做到全面深入准确，从而能较好地通过“于叙事中寓论断”的教学方式实现纲要课程的各项教学要求。[3] 　　2.二是要求任课教师把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合理地融合到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实现两者间的有机结合。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往往会产生两种各走极端的教学模式，有的老师习惯于照本宣科，讲授课程时枯燥乏味，毫无新意。而有的老师则在课堂上热衷于讲授所各种真伪莫辨的所谓“野史”、“秘史”，而其中的不少内容往往不够准确甚至纯属虚构，如此的教学方式，同样对学生有害无益。 　　如何将历史研究成果和纲要课程进行合理的结合，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方面。本文仅以笔者课堂教授中的一个教学实例来阐释这种结合的方式、意义及效果。不足之处，还请方家多多指正。 　　在讲授《纲要》第五章“中国革命新道路”内容时，开篇要分析评价27-3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基本情况，《纲要》教材中列举种种史实勾勒了国民党政府实施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时的种种黑暗面，但在一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上有所不足。比如国民政府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到底实施了什么样的农村政策，为何其无力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纲要》教材在相关内容的叙述分析上只是泛泛而谈地提到“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政府当局在运用自己的权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同时，还通过征收苛重的赋税等直接对农民进行掠夺” 。缺少了关于国民政府所推行农村政策的系统论述和分析。 　　为了弥补教材的这一缺陷，笔者在讲授该部分内容时着重引用了台湾学者陈淑铢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