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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价值理性当代转向从GDP崇拜到GNH关怀 　　发展价值理性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和伦理属性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把握。从发展价值理性的视阈来看ＧＮＨ关怀，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终极价值目标。ＧＮＨ关怀在矫正ＧＤＰ崇拜的同时，促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价值目标转向人的幸福，把实现人的幸福作为引领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航标和实践指南。 　　[关键词]发展价值理性；幸福；ＧＤＰ崇拜；ＧＮＨ关怀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４２－０５ 　　高延春（１９７０―），女，延安大学马列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陕西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幸福观定位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ＪＫ２８５）的阶段性成果。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即客体、对象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价值理性是客观世界在满足人自身需要时，人对生活目的和生存意义的认识、追求和践行，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精神力量。所谓发展价值理性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和伦理属性的理性把握，它主要回答依靠谁发展、为谁发展，也就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等问题。从发展价值理性的视阈来看ＧＮＨ(国民幸福总值)关怀，幸福是对人生目的、意义的理想期待和现实表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终极价值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和矫正传统发展价值理论中的ＧＤＰ崇拜，把ＧＮＨ关怀作为引领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航标和实践指南。 　　 　　一、ＧＮＨ关怀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价值追求 　　 　　人生是人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幸福正是伦理学中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的最完美表达，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幸福就是人的重大需要通过创造性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所体会到的愉悦感。可以说，人生就是不断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过程，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过程也就是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得以体现的过程。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就开启了对人生的目的和价值的探讨，把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或最高价值，但在如何理解幸福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以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幸福论认为，幸福在于快乐，因为每个人生命活动的最高目的是追求一种物质欲望的满足和尘世生活的快乐。伊壁鸠鲁声称：“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１](Ｐ１０３)同时，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幸福论认为，幸福在于美德，因为人只有抛弃肉体欲望并以理性为基础才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苏格拉底说：“人知道自己便会享受许多幸福，对于自己有错误的认识便会遭受许多祸害。”[１](Ｐ６０－６１)进而，苏格拉底把美德与知识相提并论，认为幸福是一种通过知识才能得到的东西，从而把美德与幸福等同起来,这无疑看到了幸福所蕴含的理性光辉。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幸福的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理性控制了情感和欲望的人，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对善的理念的追求。到了中世纪，禁欲主义幸福论把理性主义的德性幸福“神性”化，认为尘世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幸福可言，只有天国才有永恒的幸福。近代资产阶级坚决反对宗教神学，认为人生就是不断追求感官快乐的过程，快乐的根源则在于功利和利益的满足。边沁认为：“功利主义的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２](Ｐ５８２)费尔巴哈说：“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３](Ｐ５４３)可见，西方幸福论大都承认，过上幸福生活是人生的目的和价值追求。但以价值理性来审视幸福时，一方面将幸福诠释为外在并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的理念，使幸福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神秘东西；另一方面将其解读为生命活动的感性体验，使幸福还原为“非人”的动物直观，其共同缺陷就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和人类的整体关怀。１９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是一种“无须加以论证的”“颠扑不破的原则”。[４](Ｐ３７３－３７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将价值理性植根于现实的实践，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追寻人的生活目的和生存价值。这样，幸福就不再是抽象性的、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而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关怀；不再是孤立的感性个体的快乐体验，而是社会历史中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建构；不再是个体生命的自我理解与诠释，而是关注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幸福论进行了“扬弃”，真正确立了人的幸福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和最高价值，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价值追求。 　　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而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