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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方法论 　　摘要：吉登斯在阐述其结构化理论时，首先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区分，从而明确其结构二重性理论在其理论中的方法论地位，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对结构二重性理论的方法论解读。吉登斯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在研究这一理论时他把实践贯穿始终，并把时空观引入其中，这也是其理论的一个创新之处。 　　关键词：社会理论；社会学理论；结构二重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6-0062-02 　　 　　一、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我们在探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之初，首先要对他的“社会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因为吉登斯认为他所建立的结构化理论，既不是哲学也不能说是社会学，而是作为“社会理论”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只有首先对吉登斯的“社会理论”进行马克思底蕴的探讨，才能对进一步研究其“结构二重性”理论提供马克思思想底蕴的根基。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他指出“‘社会理论’这个词涵括了我认为各门社会科学所共同关注的那些论题。”[1]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论题的宗旨是探讨人的行动与行动中的自我的性质，以及研究应该如何从概念上理解互动及其与制度的关系，努力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另一方面，吉登斯指出他所理解的“社会学”不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研究的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它所关注的只是“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即“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2]由此可知，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对人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制度的理解，它涉及的是社会行动、自我、交互行动、社会制度等定性研究，其要在各种矛盾关系中揭示问题的实质。可见，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理论中的矛盾概念和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方面有一定的联系。 　　另外，从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与哲学的关系来看，他认为“如果社会科学的实践者们不直接引入哲学问题，那么社会科学将丧失自己的方向。”[1]由此可见，人们通过哲学思考确定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方向，而社会理论并非像哲学一样是思辨式的，它所要面对的是经验现实。正如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必须“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3]。同样，吉登斯认为“对于社会理论而言，最重要的进展莫过于将言说过程（saying）[或表意过程（signifying）]与行为联系起来，而不是转向语言自身，从而使我们从概念上重新理解了实践（praxis）。”[1]这也说明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具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内涵。人们一方面在经验现实中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定性研究中形成理论，另一方面，人们运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可见，吉登斯的社会理论是源于社会的物质现实，而后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找到一些线索，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同时，吉登斯认为其对结构化理论的论述也是对马克思这一名言的深刻反省。 　　此外，从认识论方面来看，吉登斯认为“对认识论问题的关注或许的确有它的重大意义，但这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忽略社会理论更为‘本体性’的关怀，而后者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关注点。”[1]因此，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的探求者们应该首先关注的是重新构造有关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的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社会理论中的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这种二元区分就有了重要的意涵，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运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来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也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由此，我们开始了对于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的探讨。 　　二、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解读 　　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对“二元论”的哲学和社会学起源作了初步探讨，这有助于我们对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进行历史承继性的理解。在阐述这一理论时，吉登斯首先指出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都没有为理论反思找到一个恰当的起点；实际上，应集中关注于被再生产的实践（reproduced practices）。”[5]由此，吉登斯把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运用于“二重性”之中，从而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实践论转向。 　　吉登斯在阐述结构二重性理论时，首先对传统二元论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客体主义者强调的是社会中的结构、制度、制约性，而主体主义者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任何对这种二元论的简单否认和进行对立的阐释都是片面的。由此，他指出：“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dualism）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duality）,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