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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国家利益适合新世界美国现实主义 　　[编者按] 2009年2月7日美国新任副总统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承诺美国将“彻底改变”，强调“聆听”与“磋商”，相信“美国需要世界如同世界需要美国”。美国将如何转向？本期我们转载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分别于2008年和2000年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两篇长文。这两篇文章，既是赖斯走入政坛的宣言和阐述，又体现了美国政治从后冷战时代到后9?11时代的转变。对比这两篇历史文献，我们或可对尚未走远的布什内阁做一个特殊的总结。为时8年的布什执政时代，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一段时间。赖斯视角的变与不变，不仅是个人政治理念的追述，更为展望复杂的国际政情提供了重要参考。 　　什么是国家利益？这是我在2000年在这本杂志里就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个时期被我们国家启发性地称之为“后冷战时代”。相对于我们要去哪儿而言，我们只是更清楚我们已经到哪儿。然而，不朽的变革已经展开了――这些变革我们在那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但并不十分清楚它们的含义。 　　接着2001年就发生了“9.11”袭击。就像1941年珍珠港被袭击的结果一样，美国卷入了一个根本上不同的世界。我们被要求在新的紧急情况下，以新的视角去发现什么构成了威胁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机会。并且，伴随着早先的战略冲击，在9.11袭击之后，我们可以同时证明对外政策中连续和变革的要素。 　　我们与传统的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哪些是没有变化的仍然关系到我们政策行为的成功。所以，我在2000年的警告――我们应该寻求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和崛起中大国（印度和巴西）关系的正常化，已经在一贯地指导着我们。像以前一样，我们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仍是国际秩序的支柱，我们现在正在改革它们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 　　已经改变了的，最广泛地说，是我们怎么看待国家内部动力和国家之间权力分配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在强化了一些国家的同时，暴露并激化了其它许多国家的失败，它们太弱小或者治理不良，忙于在他们边界内的挑战，防止它们扩散并损害国际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战略环境中，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最生死攸关的是国家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应对它们广泛的主权责任，不管是在它们的边界之内还是之外。这种新的现实已经带领我们进行了一些重要政策上的变革。我们认识到民主国家建设现在是我们国家利益中的迫切组成部分。在大中东我们认识到，假以时日，自由和民主是唯一能够达到公正和持久稳定的理念，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正如在过去一样，我们的政策不光是依靠我们的力量，也依靠我们的价值观来维持。美国长久以来努力让权力和原则相结合――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时它们之间也有短暂的紧张。但是我们总是知道我们的长期利益所在。因而，不管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美国对于在政权结构中人权的重要性和民主的优越性，已经不再中立。这种独特的美国现实主义在过去的8年一直指导着我们，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岁月中继续指导我们。 　　大国：老的和新的 　　基于需要，我们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深深扎根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共同价值观。我们和俄罗斯发现了共同的基础，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今年3月在索契（Sochi）签订的“战略框架”协议可以为证。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被莫斯科的花言巧语，被它把邻居当作失去的“势力范围”的倾向和它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能源政策痛苦地检验过了。而且，俄罗斯的国内进程令人相当失望，尤其是在2000年我们曾希望它会在价值观上更接近我们。然而，我们需要记住，俄罗斯不再是苏联。它既不是一个永恒的敌人也不是一个战略威胁。俄罗斯人现在享有更大的机会，享有比在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俄罗斯人不想坚持的标准并不仅仅是这些。俄罗斯不但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而且还是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和文化。而且，在21世纪里，伟大正在日益被定义为：在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自然地涌现出来技术和经济上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内部转型正在展开的时候，俄罗斯和美俄关系的充分发展仍然停滞在平衡之中的原因。 　　过去的8年我们也面临如何处理与崛起中中国影响的挑战，如果这个大国习惯于负责任，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害怕。我们已经向北京强调，伴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里全面的伙伴关系而来的是责任，不管是在引导它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它的能源和环境方式，或是引导它在发展中世界的政策。中国的领导人日益了解这一点，他们正在采取行动――虽然很缓慢――在一系列问题上更加合作。例如，在达尔富尔，在毫不含糊地支持喀土穆多年以后，中国同意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批准部署一支联合国和非盟联合维和部队的决议，并派遣一支工程兵部队为维和人员修路。中国需要在类似达尔富尔、缅甸、和西藏这样的问题上做得更多，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些挑战中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积极的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