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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状关于家庭政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D7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048-1. 　　 　　一、投资家庭：社会政策的新视阈 　　家庭之所以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得以重新认识，很大程度是对社会政策施行中政府力图寻求福利资源供需平衡的回应与切入，尤其是人口转变中家庭结构与类型的多元趋向，不仅对家庭固有保障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引致非制度性福利资源的减少，也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对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通过把家庭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干预整体，投资和发掘家庭的资产与能力，重塑家庭保障，在政府、市场、社区和公民组织间构筑一个共助共融的友好家庭计划（Family-friendly policies）。 　　而在中国，基于历史发展视角的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家庭经历了三次冲击：20世纪初的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的情感的政治运动，以及改革近30年的经济理性入侵，使当前中国家庭正处于压力增加和能力下降的失衡状态。基于社会政策视角，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政策一直以减轻企业(国家)的社会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为主导思想。这一政策取向使家庭陷入“政策悖论”――社会政策赋予家庭承担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的同时，却也成为家庭弱势群体获得政府和社会支持的障碍：一个拥有完整家庭的社会成员意味得不到政府或社会的直接支持与保护。 　　二、家庭政策的研究现状 　　在人口和社会双重作用下，因家庭在规模、结构、类型等变迁而引致的社会问题，使社会政策学界开始从不同视角对家庭的功能和责任进行考量，并在政策设计中对政府――家庭的界限作出探讨，将家庭政策视角引入现代社会保障机制运作的分析，无疑是有益的补充。 　　（一）国内已有研究 　　20世纪80年代，经济与社会变迁不仅影响人口发展态势，也让国内开始在社会政策领域引入家庭视角。家庭成为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第一种主要围绕家庭自身的变迁来对家庭政策进行探讨。李?J（1991）通过分析中国家庭制度的历史变迁，发现国家在当代中国家庭政策中的作用。家庭变迁实质上显现了文化差异，认为家庭政策、法律及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研究中国家庭的重要课题。吴帆（2012）基于家庭规模、结构等变化，结合中国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中偏重满足个体化，指出国家应审视家庭变迁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的政策边界，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胡湛（2012）基于家庭系统的变化，认为中国家庭政策体系应指向明确型和发展型，通过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适度普惠，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第二种主要通过与国际比较来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构建进行论述。陈卫民（2012）通过比较我国与欧美家庭政策的不同，认为我国家庭政策发展应体现“家庭化”方向，提升家庭福利供给能力、扩大以家庭为单位的福利保障。王军平（2012）通过梳理近20个OECD国家的家庭税收优惠措施，指出面对传统家庭功能问题的凸显，我国的工薪所得税可率先探索家庭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孔铮（2013）则认为我国家庭政策目标应体现对家庭发展与未来人力资本提升、促进女性就业，以及培育中产阶级。 　　第三种主要基于特定视角来对家庭政策进行阐述。刘中一（2012）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情与家庭组合现状，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视角，分析新形势下婚姻家庭问题，指出应让家庭政策实现向完备家庭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吕青（2013）从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指出在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的同时，应着力制定旨在增强家庭功能、投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整体功能发挥的家庭政策。 　　（二）国外已有研究 　　总体上，国外家庭政策研究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变革历程不无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前，福利扩张下，家庭政策更多属于人口生育政策。到了20世纪70年代，福利批判下，家庭的面临发展危机推动着社会政策的变革，家庭政策内涵得到讨论；20世纪80―90年代之后，福利改革下，非正规的社会保护系统成为社会政策关注重点，家庭政策研究受到重视。 　　作为社会政策研究较为先进的欧洲，家庭政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把理论探索服务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强调家庭政策研究应具有实用性与针对性。不过，欧洲国家家庭政策研究所在1996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家庭政策议论之所以充满争议，因为其不仅牵涉到政治、道德与宗教意识等话题，且家庭所处的经济与政治气候，也构成不同的家庭政策类型。 　　对此，部分学者通过比较分析视角，划分了家庭政策类型，如Kamerman和Kahn通过比较14个国家的政府与家庭间的关系，将家庭政策划分为明确型(explicit)与含蓄型(implicit)；Gauthier则依据责任界分程度，将工业国家的家庭政策分为国家支持型、传统型、平等型和非干预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