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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化遗产下数字遗产保护探析 　　摘要：可移动文化遗产和数字遗产均是现今兴起的事物，对两者的研究都较少。但是对可移动文化遗产下的数字遗产保护研究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两者存在隶属关系，保护理论也有天然的相通性，将两者进行整合研究可实现双赢，只是其研究内容不管在技术层面还是在管理层面更有待深入，如何将技术和管理融合也是实现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可移动文化遗产数字遗产保护 　　 　　著名历史学家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遗产概念蒸蒸日上是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现今“文化财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可移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文献遗产”、“数字遗产”等众多时髦称谓充斥在国内外遗产界研究中，称谓的混乱、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概念分类标准的不统一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有必要理清各种“遗产”的涵义和分类关系，笔者通过分析比较各种研究成果认为现今比较科学地对遗产分类的标准体系和分类方法是周耀林教授提出的将遗产分为可移动自然遗产、不可移动自然遗产、可移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五类。可移动文化遗产则是指人工制作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或社会价值的藏品的集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数字遗产保护章程》将数字遗产定义为： 数字遗产是特有的人类知识及表达方式，它包含文化、教育、科学、管理信息、技术、法律、医学以及其他以数字形式生成的信息，或从现有的类似的模式转换成数字形式的信息。具体形式包括文本、数据库、静止及动画影像、音带、照片、软件、网页等：其价值主要通过数字信息来表现，主要有存储于特定载体(如光盘、磁盘、DV带等)的信息资源、存储于计算机数据库中的信息资源，以及通过网络传播的资源信息。 　　　1、可移动文化遗产下的数字遗产研究现状 　　 　　1.1对2003―2007年五年间数字遗产和可移动文化遗产研究的数量统计 　　为了对我国数字遗产和可移动文化遗产研究有详细了解，笔者以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统计基础，分别输入检索词“数字遗产”和“可移动文化遗产”，通过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进行检索，统计了2003－2007年五年间论文发表情况，做出相关性分析去除重合文献后得出以下数据(数据采集时间为2008年6月9日至10日)，在此五年间，关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论文共计12篇，关于“数字遗产”的论文共计63篇，详见表1。 　　1.2数据分析与结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其一，在研究冷热度上，数字遗产研究已引起学界一些关注(五年共63篇)，可移动文化遗产研究则处于明显的弱势(五年仅12篇)，这主要是由于当代背景下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于不可移动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对地被弱化甚至漠视了，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笼统地涵括在遗产保护的框架之下，忽视了其个性的存在。其二，在研究深度上，可移动文化遗产和数字遗产研究都有待深化，与两者直接相关的论文仅有3篇和6篇。更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说数字遗产深入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认可(直接相关的6篇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领域)，那么可移动文化遗产研究似乎只有档案学界的周耀林教授十分关注(直接相关的3篇文章均与他联系紧密)。其三，在研究广度上，与可移动文化遗产间接相关的研究仅局限在一些分类别，如文献遗产、可移动的文物遗产、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而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类别丰富、特点鲜明，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将其放在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统一平台，容易造成研究的不深入、理论与技术共享性差、宏观调控缺失、行业壁垒等问题；与数字遗产间接相关的研究则过于集中在“数字化”方面(数字化保护理论19篇、数字技术应用12篇、数字博物馆／图书馆10篇、自然风景数字化8篇，与数字化密切相关的共计49篇，占数字遗产研究的78％)，而关于数字遗产利用、防止数字遗产丢失、保护数字遗产的作用与责任等方面却很鲜见。其四，在整合研究方面，将数字遗产直接置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研究视野之下的没有，有的甚至认为数字遗产是与文化遗产并行的一个类别，如有的认为数字遗产和文化遗产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可见，对可移动文化遗产、数字遗产的分别研究均未引起各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深度不深、广度不广，可移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数字遗产整合研究不整合、未共建共享。 　　 　　2、可移动文化遗产下的数字遗产保护研究的可行性 　　 　　通过可移动文化遗产下的数字遗产研究现状可知将数字遗产置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研究的平台之下被各界漠视，是两者根本就没有密切关系?还是两者放在一起研究不合适? 　　 　　2.1两者的研究对象有隶属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数字遗产是特有的人类知识及表达方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