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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探析 　　【摘 要】本文结合吉林市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实际，分析在现代化语境下非遗项目面临的传承困境以及影响非遗传承的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根植于农耕社会，传承方式自身具有封闭、保守的特点，要不断加强宣传把非遗纳入到城市文化，促使非遗项目走出乡村，真正拉近非遗和群众文化生活的距离，最后，文章提出了保护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的方法。 　　【关键词】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传承；影响因素；方法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9-0245-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传统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则第一条中明确指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这是从法律角度对非遗工作人员提出的工作要求，“保护”二字的着重提出，说明非遗项目正处于脆弱的生存状态，面临着诸多困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正在遭遇现代文化的冲击，正如向云驹先生所说：“在电视电影时代，‘围炉夜话’式的讲神话、故事、传说还有‘市场’吗？在网络搜索无所不知的时代，说谚语、猜谜语、唱盘歌、演史诗、说唱长篇叙事诗就不会再是唯一的传播知识的手段，当机械化、程序化、批量化、智能化、模式化、精密化的物质产品横扫人类物质生活的一切物化产品时，手工技能、慢工出细活的手工艺品如何安身立命？当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变迁时，依赖一方水土成就一方文化形态的传统生态型文化，又如何不能不面临时过境迁的衰亡命运？”[1]在这样快节奏的现代文明下，很多民族古老的文化遗产只剩下藏馆文物或些许记忆，令人扼腕叹息。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蕴含着丰富文化资源，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既能走出原生地又能不被现代文化所同化是传承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吉林市部分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为具体实例，分析影响非遗传承的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影响传统舞蹈类传承的因素也可以分为传承自身的因素和外界因素两个方面，通过分析影响传承的因素，探寻保护非遗传承的有效方法，希望可以对非遗保护工作尽绵薄之力。 　　一、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面临的传承困境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传承时间在百年以上，而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时代当中，所以也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农耕经济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本身带有封闭、保守的特点，非遗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自然带有墨守成规、闭境自守、地缘意识强的特点。当农耕经济的产物被置于现代化的环境中，难免遭受科技进步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面临着生存土壤流失的困境。比如“陈汉军单鼓舞”（第一批国家级项目）、“乌拉满族秧歌”（第一批省级项目）、“乌拉满族萨满舞蹈”（第一批市级项目）的原生地均为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的乡村，这些项目的产生都根植于古老的农耕社会，口传心授，父子、家族间的传承是唯一的传承模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的城市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甚至成为了“霸权文化”，来自于乡村的传统民间舞蹈面临着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乡村的年轻人青睐现代气息的城市文化，不再愿意学习传统民间舞蹈，甚至常年在外打工谋生，无法参加传承活动，原生态的传统舞蹈正在遭遇失传的危机。 　　二、影响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传承的因素 　　作为“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要想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谋发展，就必须首先了解影响非遗传承的因素，影响非遗传承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其中，非遗传承的自身因素是决定性因素。 　　在非遗实际工作中，非遗认定的客观标准之一是该项目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这项规定明确了非遗的传承方式，即为或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非遗的传承是以口耳相传、口授心传的方式进行的。简单地说是传承人通过口授心传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比如“陈汉军单鼓舞”的第13代传承人张忠华和第14代传承人张洪年是父子，为父子传承，它属于原生态舞蹈，与家族祭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舞蹈及其技法也是为家族祭祀内容服务的，一直采用父子传承的传承模式；“满族秧歌”的传承谱系也为父子传承，第一代传承人赵凤山将满族秧歌技艺传承给儿子赵福民，赵福民又将该技艺传给儿子赵成海，如今已经成为了乌拉街独特的一道风景。父子传承是线性模式的传承，这样的传承模式谱系清晰，但也存在一定风险，一旦懂得技艺的老艺人去世，而新一代传承人没有及时续接的话，传承就会中断，技艺的后续发展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