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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记研究学术分野 　　摘要：在《史记》研究中，内容丰富，方向多元，对《史记》研究的著作进行归队排列，有利于纵横方向上的分析、比较，辨明异同，归纳特点，有利于清晰显示《史记》研究的发展脉络。根据内容的倾向性，《史记》研究著作可分为辞章、考据、史论三派。辞章派以文章点评为主，考据派以考订文本为主，史论派以围绕《史记》而发的经世致用的论断为主。三派各有特点，又彼此紧密联系，共同促进《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史记》；史记学；辞章；考据；史论 　　《史记》是文学与史学结合的典范，不但是群史之领袖，且被历代文人奉为文章之楷模。历来对《史记》的研究有侧重于文学的，有侧重于史学的，有考证文本的，有评点议论的，有为求艺术之美的，也有为求经世致用的。总之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横向上，多元化的态势可以表现一时期内学术的繁荣，而在纵向上，若要明晰《史记》研究的发展演变，对相关研究著作进行归队排列则是必要的。 　　笔者以为根据古代《史记》研究著作内容的倾向性，可将其分为辞章、考据、史论三派。 　　一 　　辞章一派，治《史记》以点评为主，侧重于文学方面，探究《史记》的表现形式，挖掘其审美价值，指引读者欣赏其中文章之美，教导后学写文章的方法与策略。如明代人研究《史记》以点评为主，关注《史记》文章的结构、关键、脉络等章法，虚实、详略、叠字等叙事之法，如茅坤《史记钞》卷二八《曹相国世家》：“此篇专看参之所以守何法处，故于饮酒自颓放处皆有本旨，而民歌其相业，‘清静’、‘宁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1]这是点出篇章主旨，指出整篇文章都是为了表现出曹参的“清静”、“宁一”而写的。也有对《史记》文章艺术风格的形容夸赞，如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事迹错综处，太史公叙得来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如此类，评语虽则华丽精彩，却未免抽象、虚浮。 　　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茅坤《史记钞》、陈仁锡《陈评史记》等都可归之于辞章一派。 　　二 　　考据一派，治《史记》以校勘、训诂、注释、辨伪等方法为主，考订异同，去伪存真，解释名物，以恢复《史记》原本面貌为追求。 　　如清人研究《史记》以考据为最盛，或通过版本比对、《史记》本书前后对照、博采众书参互考证，或用音韵学、金石学的成就等辨误去讹、考释字词。梁玉绳《史记志疑?十二诸侯年表》：“平王十四。郑武公十四。生庄公悟生。附案：‘悟’与‘寤’同，然他本多作‘寤’。”[2]周平王十四年，郑武公十四年时，表中有文字记载“生庄公悟生”，梁玉绳通过多个版本的相互参照，指出“悟”与“寤”二字是相通的，但其它版本多作“寤”字。 　　又如钱大昕《史记考异?伍子胥列传》：“遂灭邹，鲁之君以归。”钱大昕对此辨道：“‘鲁’当作‘虏’，音之讹也。《左氏传》：‘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太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邹’即‘邾’也，当云‘虏其君’，转写或误尔。一本‘灭’作‘威’。”[3] 　　柯维骐的《史记考要》、程一枝的《史诠》、王念孙的《史记杂志》、王鸣盛的《史记商榷》、洪亮吉的《史记发伏》、钱塘的《史记三书释疑》等这些著作都可归于考据一派。 　　三 　　史论一派，或从《史记》记载中钩稽史实，探寻历史规律，或论历史事件、人物，臧否得失，总以资鉴人君、致用当世为旨。 　　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盗贼课”一条下引《史记》中武帝作沉命法以治群盗之事，与《后汉书》所记光武帝治群盗一事相比。汉武帝时沉命法严苛，不但为盗者诛，而且“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结果使官府上下都恐怕得罪被诛，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故“盗贼??多”。而光武帝精于吏事，“听群盗自相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如此令盗贼自乱。“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蘧璩俏?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如此使官吏勇于讨贼。群盗解散的，也给他们生计之资，“赋田受?A，使安生业。”如此盗贼日息。顾炎武比较二者的方法与效果，得出“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的结论，是为治国者可鉴。[4] 　　诸如此类的可归为史论派。这类著作特点在于其是以历史的视角，而不仅仅是以著作的视角看待《史记》，也就是将《史记》放入历史长河中它本应所在的位置，以客观的态度去审视它。另有赵翼的《史记札记》、夏之蓉的《读史记提要录》等著作可归为史论一派。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史记》的评论繁不胜举，并不能无区别地一概归为史论一类。有不少的学者虽也多有史实评论，但他们或借儒家义理观念褒贬世道风俗，或故为高论，苛责前人，或主观臆度，褒贬不经，或见文有感，发表个人喜好憎恶。总之颇多离开具体历史事实的主观性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