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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新视角 　　〔摘要〕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 协同惰性；协同优势；集体行动；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4-0072-07 　　人类对各种事务的追求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始终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性，冲突与合作也始终伴随其中。为了获得一种稳定性，实现个人或各方的利益，建构起必要的集体行动，允许各方参与力量的共同行为和行动，就成为每一个社会必须予以解决的中心性问题。但集体行动并非是自发形成的，也并不必然获得成功，从经验论的角度来看，失败往往是普遍的、正常的，集体行动困境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问题。因此，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促进社会共同行动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理论探究的重要主题。 　　一、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回顾 　　基于集体行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对该理论的研究早已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题域，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秩序关怀，还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式的设计，都是在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最初的探索。只不过这种探索并不是系统地、自觉地追溯其知识的源头，而是为了政治统治的延续。从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起源来看，集体行动知识积累应当是近现代社会共同行动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创始者，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了早期探究。他们的分析重点不在于个人选择集体行动的原因，而是把集体行动作为社会阶级结构和暴力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选择结果。“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1〕而这种集体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但后来，随着联盟的扩大和阶级意识的增强，逐渐从物质争夺扩展到政治诉求，反抗压迫、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从严格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初衷在于探求无产者的联合斗争，具有明显的单纯性、阶级性和斗争性，而无意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集体行动。对这一行为作出最经典表述和深刻探讨的非奥尔森（Mancur Olson）及其集体行动理论莫属。他提出了个人理性支配下的参与行为并不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因为“搭便车”行为和个人影响的微弱使得成本远高于收益。〔2〕因此，理性的个人只会侵蚀集体利益而不会去增加或创造，这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但他也指出，“选择性的激励”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会激发成员的行动潜力，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奥尔森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面对所谓的“公共池塘资源”，她提出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三条路径，即自主治理理论。而这种自治型的集体行动并不会自觉地成功，需要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并强调制度建构和选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根据环境的演进做出分析和调整，而这种制度变更并不是机械的计算过程，应是把制度选择视为对不确定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有依据的评估过程。〔4〕但奥斯特罗姆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探索存在明显的弊端，即侧重于小型社区或地域内的自治组织探讨，而在较大规模的组织或地域内是否拥有良好的自治行为？这种制度设计或演变分析是否适用于规模较大的集体组织中？这些问题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应。 　　与以前的理论家重点探讨集体行动为何产生的问题不同，以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 Zald）为代表的资源动员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集体行动者可利用的手段，即集体行动的具体运作。他们认为，社会运动的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或者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社会运动是人们对资源动员理性选择的结果。〔5〕其理论核心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上，即成本―收益模型、资源动员和个体行为者。显然，资源动员理论对集体行动分析的逻辑其实十分单一，即资源具有决定作用，拥有资源，集体行动易于产生，相反则陷入困境。该理论虽然扩展了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