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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权介入行政处罚实施权价值正当性分析 　　[摘 要]《行政处罚法》实施以来发挥了良好法治作用，但在实施主体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价值正当性分析入手，从人权、权力制衡、法治国、程序正义和国外法律实践等方面论述司法权介入到行政处罚实施权的合理性，以期提高行政处罚的实施水平，完善依法行政。 　　[关键词]行政处罚实施权；司法权；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4 ― 0081 ― 03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行政部门法取得了较大发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诉讼法》相继制定出台，其中《行政处罚法》自颁布施行以来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法治效果，对制裁行政违法行为，规范行政处罚程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从长远看，对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机关应不再仅是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组织，法院等司法主体成为行政处罚制裁机构有其价值必要性，有利于行政法治的实现，提高行政处罚的法治水平。 　　一、当下我国行政处罚实施存在的问题 　　行政处罚权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如何罚，怎么罚掌握在行政主体手中，行政处罚实施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实施主体过分分散。《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和其授权组织拥有行政处罚权，同时又规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委托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因此不仅是行政机关，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府组建的临时性综合机构、高校、图书馆等等都拥有了一定的处罚权，处罚名目五花八门，依据形态各异；二是实施处罚种类、幅度界限模糊。《处罚法》只笼统规定了处罚的种类，实践中以行政罚款最为常用，但有滥用的情况，行政罚款被当做“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是部门、单位创收的重要来源，“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罚款包月套餐”等屡见不鲜，由于处罚幅度、种类边界模糊，出现了各式的“态度罚”、“人情罚”、“关系罚”；三是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办事上执行力度不够。《处罚法》有明确的处罚程序，但实践中不按规定或不执行程序的事件屡有发生，比如在济阳县仁风镇西张村的赵某诉济阳县公安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济阳公（治）决字〔2008〕第4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①中，被告县公安局在处罚决定作出前未履行告知义务，使原告丧失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且公安机关未复核，就作出了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4天的行政处罚决定，侵犯了赵某的合法权益，这是明显违反程序办案的结果；四是监督机制乏力。我国现有监督机制为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其中监察和复议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由于上下级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隶属关系，有些部门、单位复议机构不独立或没有复议机关，监督效果较差，而法院作为外部监督，属于事后监督，只能受理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案件，监督范围有限；五是行政处罚执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对法律、法规的理解能力有异，也造成处罚效果千差万别。 　　二、厘清行政处罚实施权和司法权的关系 　　行政处罚实施权属于行政处罚权，具有积极性、主动性、效率高、扩张性的特点，是指行政机关和有授权的公共组织依法对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相对人适用特定种类行政处罚的权力，其行使遵循特定行政程序，是对特定违法行为的制裁。 　　司法权具有中立性、被动性、终极性，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审判权和裁判权，狭义上主要是指裁判权。②本质上来说，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判权。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承认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但规定了三权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属。 　　行政处罚实施权是行政法上的手段，司法权是司法运用手段，从行使制裁权角度来说，行政处罚和司法制裁具有共通性，都是对实施了违反管理秩序的行为相对人的惩罚，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界限。 　　三、司法权介入行政处罚实施权的价值因素 　　（一）人权保障观念 　　人民主权是各国宪法确认的基本原则，能否正确平衡公益与私益是当今行政法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二者的关系平衡中，“占首要地位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①公权和私权间具有相互消长性，公权的强度、范围越大，私权的强度、范围就越小。“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是我国法治发展的里程碑，但我国长期受“行政至上”传统观念影响，重视行政主体和行政权的主导作用，“官本位”思想仅把行政相对人看做是管理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对象，实践中凸显了其作为最能满足行政效率的制裁手段，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纠正效果，但忽视了对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赵某诉济阳县公安局案中，原告报案是5月18日，公安局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也是同日作出，对于最能体现人权的人身自由权，效率的高效不能代替权利的保护。另外，实践中，有些公安机关会将拘留裁决权“下放”，或者是与其他职能机关搞“协作”，允许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