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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研究新境界 　　摘要：论从史出，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也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得到阐释。文论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回归历史研究，重视论与史的结合，在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大工夫。 　　关键词：论从史出；回归历史研究；文论 　　 　　新时期文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绩，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这是不容抹杀的。回顾和反思文论研究30年历史进程，我认为影响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是历史主义精神的缺失，是对历史研究的忽视。文论研究要进一步发展，要出现新的局面，需要回归历史研究，重视论与史的结合、逻辑和历史的结合，重视回到历史现场，在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硬工夫、下苦工夫。 　　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也是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谓“历史的”，是指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逻辑的”，是指上述历史过程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中的概括反映，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揭示了逻辑认识过程和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科学所坚持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方面以生动的历史过程作为基础，把丰富的社会现象作为认识的客观对象，反对主客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与经验论相区别，承认事物现象和事物本质的差别，把生动的实在的历史过程作为认识社会现象的前提，以逻辑的方式分析、概括、综合客观感性材料，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根本方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能作出深刻的分析，正是由于他抓住了社会经济现象中商品这“最简单的规定”，而他之所以能抓住这一“最简单的规定”，恰恰是由于他运用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科学所坚持的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对于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它为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它告诉我们文论的研究必须以生动的历史过程作为基础和前提，历史的开始也就是思想的开始，历史进程的无限性也必然给文论的发展带来无限的生机。文论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违背了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的方法，必然严重阻碍文论的发展。这方面历史和现实都为我们提供了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和文论界最初忽视了正确观点的指导，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后来在克服这种偏向时又走向另一种极端，提出了“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甚至发展到以论代史，好像只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一切都好办了，材料也显得不重要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20世纪60年代，在主持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时，周扬对“以论带史”的口号提出批评，认为事实上是先有史后有论，论从史出，论是研究史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先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一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这种做法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包括文字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研究现状应是从现状出发，否则就容易鼓励一种风气，好像有几个公式，有几条规律，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不管这些公式，这些规律是否正确。”拿文学史的编写来说，他认为文学史要系统地叙述文学的发展过程，讲解历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要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然而，规律应当是从文学史的事实中去寻找，而不是先定下公式和规律，去套文学的史实，“套得上就套，套不上不要勉强。你如能得出另外的结论，就得出另外的结论，不要感到有顶帽子压在头上”。拿《文学概论》的编写来说，他强调理论课不是讲文学的基本知识，而是要讲规律性的知识，如果讲不出规律，就没有灵魂。问题是如何讲出规律，周扬有个精彩的说法：“规律一定要从历史研究中得来。”他认为规律一不能凭空编造，二不能硬搬外国的，要老老实实总结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中国古代的经验，总结今天的经验，总结外国的经验，并且多次强调编文学概论最好有搞文学史的人参加。在教科书的具体写法上，周扬强调要少发议论，用事实说话，用材料说话，不要只用概念的方法，应当采用历史的方法，叙述任何问题都应是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阐述。他说：“写理论，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要统一，文学发展的过程需要讲，在文学概论中要贯穿历史的观点，这样，知识、材料才会丰富，否则单在概念中兜圈子，会陷在里面走不出来。” 　　周扬讲的是文学教科书的编写，但他强调的论从史出，规律应从历史研究中得来，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这些重要的看法对于文论的研究，同样有重要的意义。问题是，过了40年，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不重视历史研究、“以论带史”的问题依然存在。新时期以来，文论研究存在的已不是拿马克思主义去乱贴标签，去套文学的事实，而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西方文论的大量涌进，一部分文论研究热衷于追洋逐新，热衷于引用当代西方文论的新名词、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