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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济学中国探索者 　　2017年春节期间，《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社的几位领导来看望我，我很感谢他们，同时也非常感谢几十年来的同事和朋友关心我。节后，《商业经济研究》第四期刊登了《本刊领导新春看望商经学界泰斗万典武》一文，令我心生不安。客观地讲，我在商业经济研究领域耕耘了六十余年，在某些关键时期也许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泰斗”一词对我而言，是愧不敢当的。鉴于此，我口述这样一篇文章，梳理商业经济学的中国探索者们，一者算是对《商业经济研究》刊文的回复，二来也是对新中国商业经济研究历程的追溯。需要说明的是，商业经济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参与者众多，也总结出版了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只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学会的研究情况进行概括。即便如此，也肯定存在疏漏，敬请谅解。 　　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创 　　解放后，在中国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主要负责人曾洪业、孟振虎、刘福圆成为第一批向苏联学习商业经济学的老师，他们编著了一本名为《贸易经济》的教材，学界称之为“黄本”，成为中国探索商业经济的第一部教科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教授如林文益、黄国雄、李金轩、夏光仁等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们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组织多种形式的研讨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多老师是中国商业经济学的创建者，他们也培养出了第一批研究商业经济学的老师。 　　社科院财贸所的开拓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财贸经济研究所。财贸所是最早把商业经济学当作专业及课题来研究的单位，财贸所的第一任所长刘明夫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刘明夫同志曾任国家计委主管商业的副主任，是我的老领导，我还经常去给他汇报工作。另外财贸所的高涤陈、贾履让、陶?i、唐伦慧等也都是商业经济研究的开拓者，这些同志的著作和课题成果都是研究商业经济学的重要资料。当时，财贸所聘请我作为所外学术委员，我和这些开拓者们也成为了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深化 　　1979年根据上级指示，商业部成立商业经济研究所，该所属于司局级单位，专门进行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商业经济学的探索进行了深化。研究所成立之初，由商业部办公厅主任肖帆牵头，肖帆、陈大鹄、万典武、杨德颖组成领导班子。 　　研究所成立后，我提议我们四人每人确立一个自己的研究方向，其他三人均表示赞同。肖帆同志是商业部的大秀才，他从不署名发表文章，但文笔很好，他对烹饪学尤其感兴趣，所以他研究的课题也是烹饪学。他主持创办了名为《中国烹饪》的文化刊物，创刊后发行量特别大。他还帮助扬州商学院建立了烹饪专业。陈大鹄同志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厦门大学学经济学的，他主要研究商业政策问题，同时也写过许多相关专业精彩的文章。杨德颖同志也是很有水平的专家，写过一本商业部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文献。 　　我选择的课题是商业体制改革。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石油电力等行业是改革不了的，所以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商业开始的。商业体制改革符合时代的要求，起步早，进展快。以商业体制改革为主题，我在《红旗》、《人民日报》等重要刊物发表了系列文章。我写的第一篇商业体制改革文章是关于餐饮业的，题目为《我国饮食业应该有一个大发展》，主要是针对群众生活中存在的“五难”问题：吃饭难、洗澡难、理发难、住宿难、修理难。写这篇文章前，我和几位副司长及几位老处长三下天津，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调研，比如和理发员详谈两三个小时，记录分析他们经营服务的每一个细节。调研后我开始思考，当时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吗？以餐饮业为例，现行的经济体制与餐饮业店小，分散、手工劳动、服务性的经营状况是不适应的。我就跟相关的司长探讨，建议国家应该放开对商业服务业的管制，不能再用国营的方式独家经营。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同志的肯定，还以我为例，号召大家多研究问题、多写论文。 　　第二年我们又去武汉做调研，武汉当时是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我们的调研仍是从最基层开始，走访自主经营的小店主，分析自营餐饮企业效率提升的原因。后来我在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作报告时，经常引用此次调研时的一些实例，论证小型餐饮企业摘掉国营的帽子，放开搞活，提高效率的问题。 　　我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以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做了很多政府课题和企业课题。我以商经所的名义召开的多次重要的座谈会、研讨会，也是讨论商业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几家商业院校的同志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我负责的许多研究工作，贡献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一个团队共同工作的成果。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体改小组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商业经济的课题组，时任商业部部长刘毅担任组长，让我带头来做这个课题。当时我是带领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在北京共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