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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总储蓄率高企及居民消费率下降分解与探究 　　〔摘要〕 从经济体各部门的视角对1998-2013年资金流量表进行逐项分解发现，国内高企的总储蓄率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贡献，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反有所减少。政府储蓄率增加是储蓄倾向和收入占比双双上升的结果，其储蓄倾向的上升主要受资本形成影响；企业储蓄率的增加反映出收入占比上升，且是因增加值占比上升所致；居民储蓄率减少，主要受收入占比下滑影响，收入占比下滑则源于增加值占比减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反映出居民受住房价格上涨影响，为买房而积累储蓄的动因，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对此，传统消费理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政府和市场因素的解释或更贴近现实。政策应切实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与政府行为的错位问题。 　　〔关键词〕 储蓄率；资金流量表；居民消费率；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居民储蓄率；收入分配；要素市场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022-07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林毅夫等，1999）〔1〕，这一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拥有较高的储蓄率。30多年间中国国内总储蓄率始终维持在30%以上水平，尤其是2000年以后，储蓄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低点36.3%一路走高，到2010年创下50.9%的历史最高值（见图1）。相比同期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内总储蓄率均远低于中国储蓄率水平，且几乎都不足中国的1/2。①可以说，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确实是长期存在的，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 　　然而，同期最终消费率则不断走低，从2000年的高点63.7%大幅下滑至2014年的51.4%，并且这一下行趋势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所致，即自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率回落了约9个百分点。令人费解的是，1998年我国政府便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尽管最初是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应急之举，但随后逐渐成了一项长远发展战略②，尤其是在“十一五”规划时期（2006-2010）和“十二五”规划时期（2011-2015）更是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基本立足点和战略重点。对此，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疑问：伴随政府扩大内需战略，为何居民消费率却仍在不断下降？基于此，笔者利用1998-2013年资金流量表从经济体各部门视角考察相应的储蓄行为，分解并探究高储蓄率现象以及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问题。① 　　①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发布时间往往晚于当期统计年鉴两年，故截止完稿最新的2015年统计年鉴只能提供2013年资金流量表数据。 　　②在现实中，居民部门的统计误差源于部分群体长期存在的隐性和灰色收入；企业部门的统计误差往往是由企业瞒报利润所致；政府部门的统计误差则因为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 　　本文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分部门考察并分解国内储蓄率，探究造成各部门储蓄率增减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三节结合部门储蓄率变化情况，进一步对部门平均储蓄倾向与部门收入占比进行分解，揭示高储蓄率现象以及居民消费率下降背后隐含的不同原因；第四节是对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理论探讨；第五节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部?T储蓄率及其分解 　　1.部门储蓄率 　　国内总储蓄率属于总量和全局意义上的概念，具体是由住户（包括居民和个体经营户，但出于习惯下文称居民）、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与政府三个部门的储蓄构成，所以部门储蓄率si等于部门储蓄Si除以国内可支配收入Y，即si=Si/Y，i=1，2，……其中，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分别是在各自可支配收入中减去消费部分；企业部门的储蓄是其可支配收入。 　　值得说明的是，资金流量表下的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部分在核算时存在一定的统计误差，因此，在计算部门储蓄率前需要对资金流量表下的实物交易部分进行统计误差项修正，即在基于实物交易部分的部门储蓄中加入各自的统计误差项。②其中，统计误差通常源自两者的“净金融投资”项，也就是等于金融交易的净金融投资减去实物交易的净金融投资。如果该统计误差为正，则会低估储蓄率；反之，会高估储蓄率（李扬、殷剑峰，2007）。〔2〕 　　表1显示的是1998-2013年经修正后的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储蓄率水平。自1998年以来，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有所下滑，2013年比1998年回落近1个百分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则有不同程度上升，分别提高了2.3、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部门储蓄占国内总储蓄的比重从50%下滑至38.7%，大幅回落近12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占比分别上升约5、6个百分点。因此，国内总储蓄率高企主要源于政府和企业两个部门的贡献，而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