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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河湟地区农牧管理形态动态考察 　　摘要：历史上，由于中原王朝和吐蕃王朝势力的此消彼长，河湟地区农牧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仅在地理上，农区和牧区存在持久的侵蚀与反侵蚀的过程；在管理体制上，农牧管理模式也存在着严密和松散的反复拉锯。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对唐宋河湟地区的农牧管理模式进行了动态考察：唐初至安史之乱前，河湟地区无论农业、还是牧业均处于国家力量的严密管理和控制之下：安史之乱后到北宋中期，由于以牧业为主的吐蕃政权控制了河湟一带，河湟农业消退，牧业扩张，管理形态也变得更为松散；北宋后期，随着中原政权对河湟的再控制，北宋王朝强化了对河湟农业控制与开发，但在管理力度上较之唐代有所减弱；在牧业上，则大体维持了吐蕃时期原有的管理体制，并未做太大改变。 　　关键词：河湟；农牧业；管理形态；变迁 　　河湟地区自唐代以来，一直都是藏汉两族文化交错影响的地带，并由此造成了这一区域今日相对稳定的农牧交错的地理景观。但在历史上，由于中原王朝和吐蕃王朝势力的此消彼长，农牧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仅在地理上，农区和牧区存在着持久的侵蚀与反侵蚀的过程：在管理体制上，农牧管理模式也存在着严密和松散的反复拉锯。这种特质在唐宋时期表现的尤其突出，自唐初开始，随着吐蕃逐渐崛起，并东进青海河湟一带，以游牧为主的吐蕃文明和和以耕作为主的中原文明进入了最为频繁和最为激烈的交锋时期。从唐至宋，这块以农牧交错闻名的地带几度易手，先后为唐、吐蕃、喃厮??和北宋政权统治，直元明清时期，这块地区才相对稳定的长期为中原王朝所统治。 　　文明的冲突与政权频繁更迭引发了河湟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变迁，并使这一地区的农牧关系经历了剧烈的演化过程。目前，在对唐宋时期河湟地区农牧关系演变研究中，最为深入的还是史念海先生的《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该文通过黄河上中游农牧界线的变化，分析了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隋唐时期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与推移[1]。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动态考察了唐宋时期河湟地区农牧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并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唐初至安史之乱前，河湟地区无论农业、还是牧业均处于国家力量的严密管理和控制之下；安史之乱后到北宋中期，由于以牧业为主的吐蕃政权控制了河湟一带，河湟农业消退，牧业扩张，经济管理形态也变得更为松散；北宋后期，随着中原政权对河湟的再控制，北宋王朝强化了对河湟农业控制与开发，但在管理力度上较之唐代有所减弱；在牧业上，则大体维持了吐蕃时期原有的管理体制，并未做太大改变。 　　一、第一阶段：唐初至安史之乱前 　　唐初至安史之乱前，河湟地区属陇右道，随着吐蕃崛起，唐政府加强了西部边防，扩大河湟地区驻军，并与吐蕃形成了长期对峙。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唐政府对河湟地区农牧业的发展采取了设置国家掌控下的军屯和牧监等严密有序的管理政策。 　　（一）农业 　　河湟地处唐代西部边陲，驻扎有大量军队，因此，军需补给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后勤供给上，唐政府除了调拨内地粮草转运河湟之外，更多的则是依赖本地屯田。早在唐初，唐政府就诏令“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以置营田”[2]，“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并规定“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3]。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河湟地区军屯规模迅速扩大。据《唐六典》载，河湟地区洮州、鄯州、廓州、河州、渭州、武州、岷州、兰州”共计有军屯120屯[4]。为了加强对诸多屯区的控制，唐代对边地屯田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即尚书省――州军（营田使）――屯监――屯。屯田的政令，如屯田地域选择、税率制定上皆决于最高一级的尚书省“水陆腴瘠、播殖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5]具体的屯田事务则由地方州镇主管。“隋置诸屯监及副监，畿内者隶司农，自外者隶诸州。大唐因之，置监及丞，掌营种屯田、句当功课畜产等事。”[6]屯监之下一级组织为屯：“屯主劝率营农，督敛地课。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二人，掌固四人。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7]。另外，边地的军屯田，兵部也需负有相应的管理职责：“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对于屯田，政府还有一套严格的巡查暨奖惩制度：“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方春，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8] 　　与屯田等农业开发政策相配套的则是水利的兴修，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利集中代表了一个政权的组织力度和经济管理能力。然而，唐代文献中虽记载了河湟大量军屯，却难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从文献记载看，整个唐代，陇右道仅兴修了一处水利设施，这一处还是在河西的凉州，这显然与河湟大规模军屯是不符的。有学者认为，唐以前，凡为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