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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历史解读佛经翻译文质之争 　　摘要：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本文主张回归历史，对这一传统翻译思想进行科学解读，发现文质之争源于《法句经序》，历经三国、两晋，直到唐朝，玄奘新译是文质之争的结果。 　　关键词：回归历史；解读；佛经翻译；文质之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10)02-0097434 　　 　　1　引言 　　 　　刘重德在《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题词中说：“中国翻译学应包括两个方面：外国译学新论的消化与吸收，做到洋为中用；我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杜承南，文军1994)。翻译学成立伊始，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传统译论的热点问题进行历史追踪和科学阐释。本文立足点是我国翻译史上的首次争论，即绵延数个朝代之久，影响深远的文质之争。文质之争的过程和结果到底如何?我们只有走进历史，在史料中寻找答案。 　　 　　2　《法旬经序》拉开文质之争的帷幕 　　 　　记载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史料，最早见于三国时《法句经序》，内容如下： 　　夫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唯佛难值，其文难闻。又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雏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成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迭。”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法句经序第十三》(支谦2008：273) 　　这篇写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距今1700多年前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现存古籍中第一篇涉足翻译理论的文献，是我国翻译思想的开山之作。这篇序言记载了支谦和维祗难对待佛经翻译的不同观点，支谦认为天竺语与汉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强调了翻译的难度，赞扬前人翻译能够读透原文，深谙佛理，译出原文趣味，批评竺将炎汉语表达不畅，所译文字有的是胡语，有的是音译，过于质朴，言辞不雅。支谦主张译文应该讲究文采，其译文以“辞旨文雅”流于后世，属于文派。维祗难和其他人引用佛祖、老子、孔子的话，认为佛经翻译无需修饰，主张译文语言质朴，属于质派。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忠实地记录了文质两派的观点，但这场争论当时并没有产生所谓的结果，因为《法句经序》之后，文、质之争继续。例如：支谦在公元224年写了这篇序言之后，依然坚持文派的观点。从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到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支谦―共翻译佛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其中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首楞严经》二卷、《慧印三味经》一卷、《老女人经》一卷和《阿弥陀经》二卷等。这些译本反映了支谦坚持一生的翻译思想，他一贯主张译文的加工润饰，考虑佛经接受对象的理解能力，是文派翻译思想的首位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 　　根据译文是否文饰而划分的文质两派的标准来看。支谦之前，早期佛经译者大多属于质派。东汉桓帝时期，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安世高传译小乘佛教，道安评价其译本：“然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道安2008：254)。现在我们看安世高的译本，有点过于拘泥原文结构，译文经常重复、颠倒。另一位翻译家支谶是我国第一个传译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的僧人，《合首楞严经记》评价：“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支敏度2008：270)。佛经翻译初期，译本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辞质多胡音”，音译较多，译文朴拙，不加润饰，不合汉语习惯。究其原因，初期译者大多来自西域诸国，谙熟梵文，不通汉语，导致他们依赖原文、过分求质、不加文饰。佛经翻译质派有所不足的局面，为文派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三国时期，支谦是文派代表人物。支谦是月支国来华第三代移民，深受汉文化熏陶，主张对译文加工润饰，让接受佛经的大众看懂，所译佛经简略文丽，适合汉人接受能力。《合首楞严经记》记载，支谦改译支谶翻译的《首楞严三昧经》，凡是支谶译文中“辞质多胡音”的地方，尽量删去，重新用汉语表达。一些人名，如“须菩提”“舍利佛”等，支谦也用相应的汉语释义，翻译为“善业”和“秋露子”。《合首楞严经记》赞扬支谦“才学深徼，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