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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文化性质与开发研究 　　摘要：哀牢文化是中国西南部及东南亚、南亚许多民族共享的历史传统，是一种族群文化、地域文化，是一种历史记忆。对哀牢文化的研究，既要立足当代，又要尊重历史。哀牢文化的研究目标，是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加强民族凝聚力，增进国际交往。哀牢文化的开发，应是体现文化软实力的非经济开发模式。 　　关键词：哀牢；族群；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5―0115―06 　　在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中，“哀牢文化”是一个颇受关注的命题。然而，其含义为何?往往被研究者视为“不证自明”的先验性范畴而“悬置”起来或加上了“括号”，致使其含义模糊化，讨论失去了对话的清晰平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做一探索，力图勾勒出“哀牢文化”的基本边界。 　　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哀牢”一词主要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部族名，即所谓“哀牢夷”。二是人名，即建非之子、子桑之父。三是山名，又称为“牢山”，《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永昌郡》明确说：“哀牢，山名也。”四为国名，如晋佚名者的《南中八郡志》说：“永昌，古哀牢国也。”《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永昌郡》也说：“永昌郡，古哀牢国也。”据理推之，哀牢作为部族名、国名及山名，当始于九隆之后人哀牢继承王位之后。大概哀牢继承王位之后势力扩大、与外界交往增多，于是才有以其名称其部族、称其国，并称其地之山。 　　我们认为，哀牢文化可概括为族群文化、地域文化、民族历史记忆三大特征，哀牢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应该走非经济型的开发路径。 　　 　　一、哀牢是一种族群文化 　　 　　从文献记载的哀牢世系推算，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秦-西汉时时期，哀牢已出现世袭的部落酋长。西汉武帝开滇，经滇国向西经略“?`”、“昆明”。当时，今天怒江以西、哀牢山以南地区尚未纳入郡县范围，仍由部族统治，称“哀牢”地。汉武帝曾对哀牢人进行过征伐，通博南山，渡澜沧江，在哀牢人地区设立了?`唐、不韦两县，作为汉益州郡西境内的属县。此后，哀牢之名不绝于中国史籍。中国、东南亚、南亚诸多民族群体都有关于哀牢的传说。 　　哀牢与后世的哪个民族，或哪几个民族关系密切?换言之，秦汉时期的哀牢部族，其后裔如何确定呢?关于这个问题，民族史学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 　　让我们先查看有关文献记载。《后汉书》提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随哀牢王柳貌内属的邑王有77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得更为明白：“有穿鼻儋耳种，闽越、濮、鸠獠”、“有闽濮、鸠獠、?G越、裸濮、身毒之民”。可见哀牢地区的民族非常复杂。 　　“哀牢”为何部族呢?综而述之，可归为三说，即1、蒲蛮说；2、濮越说；3、氐羌说。但不管哪一“说”，都无法全面反映哀牢族属的本质。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哀牢地西汉时的居民主要有濮人、掸人、寻传人等诸部族，“哀牢地居民之族别较多，而以濮人为主要”，且是与“百濮”有别的“永昌濮人”，而“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居民有迁移，族属之间有融合、分支，部族地域和联结有改变，族称以时以地有不同，是复杂的”。按民族史家对秦汉时期上述族群之考证，现傣、壮、布朗、独龙、佤等民族及东印度人的先民均属“哀牢”部族之列，其族别之繁杂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现代民族概念，特别是中国的民族概念，与历史上的民族、部族有很大的区别。以中国为例，现今56个民族，是根据政策性认定来确定的，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群体之间，虽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是说，当我们考察哀牢的族属的时候，不宜使用现代的“民族”概念，把纷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20世纪中叶，文化人类学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被提出来，并逐渐成为学术界解释人们共同体的重要范式。所谓“族群”就是共享相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们共同体。“族群”有一定的“边际”，它可能是若干民族群体，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这个民族中的次级群体，它与种族、民族等概念有着极紧密的联系，更有本质的区别。族群是一个血缘―文化性质的群体，相对于族群来说，民族概念的政治性更明显一些，而种族则更突出体质人类学上的意义。 　　我们认为哀牢是一个族群，哀牢文化是一种族群文化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沙壹?九隆神话”是哀牢族群“共享相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具体表现。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哀牢传》说：“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孕，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日‘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妇，生十女子。九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