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经验研究.docVIP

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经验研究 　　摘 要：本文采用辽宁省地级市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地方政府规模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具有负相关关系，这证明了瓦格纳法则在本文所选择的时间段内不能适用；失业率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规模有缩减的趋势；另外，本文无法验证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利维坦假说；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对于研究政府规模扩张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瓦格纳法则；财政分权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2-0071-07 　　一、引 言 　　地方政府规模控制的前提是识别影响政府规模变化的因素。相关文献在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方面还存在很多争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无疑具有时代特征，特别是各地区经济社会差异比较大，需要分地区分层级进行讨论。这对于在理论上理解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以及在实践上有效控制政府规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正是本文的逻辑起点。 　　现有文献讨论政府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瓦格纳法则是研究政府规模问题的一个重要基准。德国学者瓦格纳通过对19世纪欧洲的英、法、德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化和公共部门的情况考察后，提出了关于经济活动与公共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命题[1]。Musgrave[2]将瓦格纳法则定义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扩大，即政府相对规模与人均收入是相关的，而且人均收入是政府公共支出持续性增长的原因。很多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基于不同的样本数据，对瓦格纳法则进行验证，结论是有的支持瓦格纳法则，有的不支持，有的是有条件的支持。高彦彦等[3]运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但拒绝了瓦格纳法则，并使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了解释。陈建和胡家勇[4]采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培育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可能设租和寻租，从而阻碍当地经济发展。胡书东[5]得出人均GDP与政府规模呈显著负相关，人口规模、非农业人口比重与政府规模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潘卫杰[6]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 　　研究政府规模文献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财政分权制度。公认的基准是利维坦假说，或者财政分权假设，是由Brenan 和Buchanan [7]在其1980 年的文献中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收入和支出越分权，政府介入经济的情况会越少。此后，大量研究致力于检验利维坦假说。基于跨国数据，Oates[8]的结论是，在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之间，没有找到统计相关性的证据。相反，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倒是与政府规模有相关性。Marlow[9]以美国各州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财政分权是降低和控制整个政府活动的可靠手段。Grossman[10]也用美国的数据来检验利维坦假说，他的发现证实了利维坦假说。他的研究还有新的发现：政府间财政转移可能会诱导政府规模的扩张。具体到中国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并没有直接肯定利维坦假说。Chen[11]认为，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能成立。财政分权事实上导致了政府规模的扩张。他认为，在资金预算方面，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财政分权并没有起到约束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作用。胡书东[5]的研究结论与Chen[11]观点相同，不过他的解释是，人口、资本的异地流动在中国受限，财政分权可能导致的地区间竞争并没有形成，所以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并没有负相关性。潘春阳[12]的研究表明，利维坦假说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可以成立，但是东部省份中，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范子英和张军[13]提出“粘纸效应”的概念，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原因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转移支付相对于本地的财政收入而言，会使得地方政府规模出现更严重的膨胀。汤玉刚和范方志[14]对中国的财政规模进行了实证考察，他们指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很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更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 　　还有其他文献结合中国的特点，从人口规模和结构、市场化程度等角度综合考察了这些因素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如胡书东[5]得出人口规模、非农业人口比重与政府规模显著正相关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