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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摘要]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朱熹 人性论 主体性 性即理 心统性情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2-0036-06 　　儒家道德哲学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但均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本文重点探讨朱熹的人性论思想，他的“性即理”思想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建立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他的“心统性情”论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存在。 　　一 　　先秦时期诸家对人的本性及其来源问题的阐释呈现为两条逻辑进路：第一条是沿着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情欲寻求其天命依据；另一条是沿着人的内在德性寻求其天命依据。这两种性命学说对后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探讨朱熹人性论之前，首先要分析先秦儒家性命学说。 　　先秦时期儒家对人的本性及其来源问题阐述的第一条逻辑进路，是沿着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情欲寻求其天命依据。众所周知，“以生言性”是古代人性论的一大传统，它不仅表示“性”字源自“生”字，而且说明古人是从生而所具的自然本性来规定“性”的，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是人性的首要特质。在追寻人性的超越源头时，古人以“天之大德日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将内在人性与外在之天联系起来寻找其天命依据。《尚书》、《左传》、孔子、郭店简、告子以及荀子都曾提出“以生言性”的观点。 　　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辨证》中通过对“性”的文字学探源，阐释了“生”与“性”的内在联系以及“性”与“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 　　由于古代以生言性，所以在最早出现有“性”字、“性”观念的先秦文献中，性总是与“生”密切相关。告子提出的“食色性也”，其思想前提正是“性”的本始意义。《尚书》、《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最早的“性”字，其含义与“生”有密切关系，即与生命的产生、维持及其相关的自然情欲密切相联。如在《尚书》中便有“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之说，此“天性”即指与人的“生”有关的自然要求。在先秦时期，人性的内涵及人性与天命、天道关系的问题成为诸子百家争辩的重大问题之一。 　　孔子虽罕言性与天道，但也对与人性、人道相关的问题作过深入思考。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所说的“性”就是与“生”相关的先天固有的自然之性。然而，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孔门弟子在性与天命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郭店简《性自命出》正好反映了这段时期孔门弟子对性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所讲的“性”仍是自然情感欲望之性，是与“生”的意义相关的“喜怒哀悲之气”，而且人性总是与某种必然的趋势、至高的权威“天”、“命”有着内在的联系。《性自命出》不仅继承了西周以来以生言性的思想传统，也继承了以“天”、“命”言性的理论形态，而且对《尚书》、《左传》中并不十分明确的性命观念作了更加清晰、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发展。 　　荀子在论及人性的特质以及人性与天命的关系问题时，进一步发展了《性自命出》以自然情欲言性的思想传统。他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不仅强调“性”是“生之所以然”的自然属性，包括“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同时也指出“性”的来源与必然之“天”的关系，即“性者天之就”。显然，荀子关于人性的思考与西周以来以“生”言性、性命合一的思想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先秦时期儒家对人的本性及其来源问题的阐释，还有另一条逻辑进路，就是沿着人的内在德性寻求其天命依据。先秦儒家还建构了以德性为核心的道德人性论及其性命学说，强调人的德性存在，以为人的道德实践行为确立形上依据。这一新的德性人性论及其性命学说对建构儒家道德哲学，尤其是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人性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尚书》等上古文献在说明人的自然本性与道德本性时分别以“性”与“德”表述，如，“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召公以“节性”、“敬德”的道德教育来告诫成王培养德性人格，认为“性”是必须节制的自然情感欲望，“德”则是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