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楼里的“新贫民”.docVIP

机关大楼里的“新贫民” 　　一、“今非昔比” 　　若按旧时代的说法，政府机关就是衙门。在衙门里进进出出的人，好歹都算个官。这几年，“衙门”里陆续来了些“新官”。 　　现如今，与被社会舆论的热眼紧盯着的“万元户”、“十万元户”相比，他们的年平均收入才刚刚进入四位数。 　　若干年前，他们几乎都是经过几番苦斗，层层选拔才相继进入招牌赫然的政府机关的。本来么，国家一年培养的几十万大学毕业生，分到政府机关的能有多少？ 　　他们曾经得意过。然而，比青春短暂得多的那几分荣耀和优越感，大概只有在解决婚姻问题时，关照过他们一下，很快，他们脚下的地面发生了倾斜…… 　　几年过后，老同学相聚，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锅底”：经济收入上的“贫下中农”。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连从事第二职业补贴家用的时间都不能保证。若是当上个“七品官”，这个会，那个会，连去托儿所接孩子的工作也难以胜任了。 　　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搞政策研究的，低工资低效率的恶性循环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比谁都想得深远。导致追求“少干活，多拿钱”的社会风气的风源在哪里，他们也比别人看得清楚。既有理性知识，又有感性认识，因为他们就站在这个怪圈里。 　　与老一辈机关干部不同的是，他们正值风华正茂之年。而疲软的经济地位，耗去了他们不少的热情和精力。 　　据统计，分布在全国十几个行业的9350万职工中，由部、局、处、科及科员组成的机关干部的平均收入是倒数第二位。如果把局以上的较高收入者除去，那么，年轻的机关干部的收入就低得可怜。无怪乎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自嘲为“机关大楼里的新贫民”。 　　尽管这些机关大楼里的“新贫民”绝大多数有大专以上文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缕缕春风却很难吹拂到他们头顶。与工资挂钩的“官位”就那么几个，比起同样与工资相联的专业职称来，堪称“广种薄收”。 　　就在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官本位”使等级的幽灵无处不在时，他们却不得不为僧多粥少的“长”字号交椅而展开角逐…… 　　今非昔比。过去令人眼热的政府机关对青年的吸引力大大减少。这是幸事，还是不幸？ 　　二、“四十难立” 　　8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年龄偏大。 　　古人云：三十而立。“老三届”的那一大拨人，如今年纪最小的也奔40了。可笔者从国务院几个部委机关调查的结果表明，青年乃至中年的机关干部中的大多数人，别说尽孝道赡养父母，就连他们的小家庭，或多或少还要受到父母的接济。 　　高干、高知家庭出身的不必说了。连那些家在外地乡镇的，生下孩子一过产假之后还得往外地送。因为他们请不起保姆。说起来儿子念大学在京城当官，有些父母面露喜色。可是“京官”竟养不起自己的孩子，又使乡亲们大惑不解。 　　某部委的A君和B女士，俩人每月加起来工资不足200元，又拖着个孩子，其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星期天他们不敢带孩子上街。万一孩子盯上了某种玩具，这叫父母如何收场？他们的小家庭除了单缸洗衣机外，没有一件现代家用电器，彩电调价前，实在看不下去的老同学送来一张当时黑市价值四五百元的彩电票，劝他们赶紧买一台。A君苦笑着摇摇头。老同学说：“钱不够，可以借嘛。”A君还是摇头。他担心没有钱还债。老同学说：“没钱，有胆子没有？这张票起码值一台黑白电视，好歹搬一个回来，别叫孩子再上别人家看《米老鼠与唐老鸭》了。” 　　说来既让人可敬又可叹，A君连亲自“处理”彩电票的胆子也没有。A君与B女干想来想去，也许转让给亲戚，可以避免涉嫌倒卖票证？当他们将此念头告诉A君干个体户的弟弟时，远在老家的弟弟立即寄上1000元钱，并附言：“这钱你别惦记还，现在爹妈跟我过，只当是预支了将来应分在你名下的那份家产吧！” 　　三、斤斤计“角” 　　C君所在的机关是典型的“清水衙门”。由于其“清水”，使每月食堂卖鸡蛋的日子，成为仅次于发工资的第二个振奋人心的日子。 　　说起来这还是总务科千方百计为职工谋的一点福利。规定每人限购5斤的鸡蛋，比自由市场上要便宜得多，甚至比凭票供应的鸡蛋还便宜三四角钱呢。于是，有了这5斤，那票上的“机会”，如果享用不了，还可以转让邻居。于是，每到这个日子，各办公室便活跃起来，洗字纸篓的腾纸箱子的，一片欢腾景象。 　　吃水不忘打井人。人们平时总抱怨本单位太清苦，而在每月这一天，在总务科称鸡蛋的同志面前，总要感谢几句，鼓励几句。于是总务科再接再励，又选定一个吉日，每月每人“供应”二斤豆油，比市场上的又便宜块儿八毛。 　　每月第三个振奋人心的日子，不仅使机关增添了刷瓶子、洗塑料桶的生气，还打破了原来某些人与邻居之间的一个“平衡”，鸡蛋票的转让停止了。大家算过一笔帐，瘦猪肉越来越贵，而用每月二斤的便宜豆油炒每月的十斤便宜鸡蛋更为合算。 　　“我现在每月的肉票总用不了，你呢……” 　　四、“穷则思安” 　　在滚动的“出国潮”中，青年机关干部的投身者，远没有文化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