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变形.docVIP

条约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变形 　　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近代化，有着多种因素，但条约制度的影响和刺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近代性质的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条约制度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从它产生之日起，中国的传统社会便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新的形态。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融入了新的因素，除了体现半殖民地性质的内容，还出现了近代性质的变化。 条约制度在中国 　　诚然，近代中国所蒙受的还不是那种“灭亡”意义上的“征服”，它是另一种类型的“征服”，即用条约制度行使“准统治权”的“征服”。这种“征服”同样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混合形态的结构。列宁曾指出，半殖民地国家“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这种“过渡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社会结构的混合形式。 　　这是一个具有封建性质、半殖民地性质和近代性质的混合结构。条约制度的建立，没有完全取代封建制度，而是与之结合起来。恩格斯曾说，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像接木那样接在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那么在中国，列强同样需要这种嫁接，来保证取代中国一部分主权的条约制度的履行。保存清政府统治体制，并与之紧密结合，是列强推行条约制度所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这样，也使封建制度伴随旧政权得以延续下来。 　　条约制度是列强行使“准统治权”的特权制度，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制度的主要标志，体现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 　　值得指出的是，传统的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条约制度，来华外人尤其是外国资产阶级成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条约制度“象征着外国统治的新阶段”，“逐渐成了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西方人则是“对中国进行中西共同统治的合作者”。 　　费正清将这一格局称为“两头政治”或中西“共治”，并认为后者更为妥当，指的是“由两方或多方共同统治或治理”。 　　在费正清看来，“共治”是中国的传统，如“满汉共治”一样，现在的中外共治只是承袭了这一传统而已。朝贡思想与儒家君主制度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特性，即夷狄入侵者常常可以接过这种制度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当外来入侵者占优势时，两头政治便成为中国国内的治理方式，直至朝贡已经终止的晚清，两头政治的原则却继续存在。而把朝贡制度颠倒过来的西方人，只是根据这一事实接受了两头政治，他们不过是在这个儒教国家扩展了自己的作用，从外围移到了中心。 　　或者说，中国普天一统的秩序通常在某种借口下包括了周边的夷狄，而条约体制取代朝贡制度，是把外国人纳入儒教君主政体统辖的一统天下。中西共治绝不是西方的创造，条约最后做出的安排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的传统的。条约制度是具有“共同统治”特征的主要政治机制，一开始，共治的传统让中国人没有察觉到任何痛苦便欣然接受。 　　也就是说，列强没有打破中国的传统，条约制度所体现的中西“共治”，不是它们强加的，而是清政府自愿的、合理的自然现象。这一说法无疑有悖于历史事实，有意无意地粉饰了列强侵害中国主权的强权政治。中国历史上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形成的政权架构，与近代西方列强用条约制度约束中国的“共治”，风马牛不相及，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格局，前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而后者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主权关系。 　　至于各种条约特权，虽然与中国传统驭夷的羁縻之道有某种吻合之处，但性质迥异。正由于存在根本差异，费正清又不得不指出，洋人享受治外法权和其他许多特权，“这是征服者传统特权的新版本”;条约制度“作为共治传统的一种变形，以其不慌不忙、步步紧逼、执著不懈、坚忍不拔的风格成为‘分裂和削弱中国’的根本原因”。耆英在谈到以传统的羁縻之道应对条约关系时亦说，“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 　　不论是费正清的所谓“新版本”和“变形”，还是耆英的“移步换形”，无不形象地道出了条约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性质区别。 　　在条约制度强加到中国的过程中，清帝国的君臣们在无可奈何中又无不痛心疾首，也正说明这一特权制度与传统的格格不入。正由于这一特权制度损害的是国家最为宝贵的主权，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由此沦为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如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指出：“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 条约制度的强化 　　除了改变中国传统的国家地位，在这个混合结构中，还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制度。 　　马克思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列强要在亚洲完成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破坏性使命，即侵略战争给了中国以致命的打击，“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