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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教育券”制度对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的影响 　　【摘 要】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难问题成为我国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为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但是教育券制度在我国实行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就学难 教育券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向城市迁移、流动。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2006年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已经达到4300万，其中2300万是留守儿童，2000万是流动儿童；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农民工子女总数将达到1亿人。[1] 如何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教育券理论及其实践 　　教育券（Educational Voucher，又译作“教育凭证”），是由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5年在其《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 》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 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Freedom）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自愿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在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中，家长（学生）的选择权是其核心和基石。有了教育券，家长就可“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而且使得公立学校之间以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展开了竞争。 　　在费里德曼教育券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择校改革运动，导致两项改革实践的形成，即“择校教育券计划”和与此相伴随的“特许学校”。[2] 1990年，威斯康星州最早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1995年，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克利夫兰德市教育券项目。1999年春，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全美第一个全州性的教育券实施计划。 　　弗里德曼教育券理论在美国颇有争议。教育券制度在美国难以推广，与其自身的教育体制有关。首先，大部分公立学校凭借优厚的政府资助的教育经费，变得不思进取，导致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下降。而没有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想要有立足之地，必须靠良好的教学管理、优良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来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样，教育券的实施，使得政府教育经费不断地流入私立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断了公立学校的政府资助，这便直接危及其生存。因而，公立学校是极力反对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其次，私立学校大都是教会办的，对于以“政教分离”而著称的美国而言，教育券的实施会有“政教合一”之嫌。再次，私立学校是营利性的学校，大量公共资金的涌入，有悖于公共教育资金不得用于营利活动的原则。凡此种种，导致教育券理论在美国难以大范围地推广，仅限于局部的实验。 　　但是，在对第一个试行发放教育券的密尔沃基市进行的跟踪调查与评估中，发现该市学生的教育成本降低了，而学生的部分学业成绩却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美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引进了教育券制度，如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等。欧洲的瑞典也于1990年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在这些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国家中，学生的入学率普遍提高，辍学率相对降低了许多。 　　在我国最早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的是浙江省长兴县。该县于2002年共发放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类、职业教育类、贫困学生助学金类三种类型的“教育券”156万元，惠及3220名学生。[3] 之后，浙江省嘉善县、安徽省淮安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等也开始试行教育券制度。这些地区的实践活动为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三、教育券制度可以促进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的解决 　　（一）教育券制度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在我国城市的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收入一般较低，大部分城市的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收取高额的借读费，促使其子女大多数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教育券是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工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可以凭借手中的凭证为其子女自由地选择学校学习，使更多的流动儿童有机会进入公办学校学习，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2007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化管理基本信息规范 》定义了中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