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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育种专家 　　刘明放不会走路了!这一消息似在绍兴种粮大户头上炸了一个响雷。 　　绍兴城区的种粮大户几乎倾巢出动,三五成群地来到市人民医院探望刘明放。中国农民最朴素的情感是投桃报李。种粮大户鲁友夫、章水桥等多次拎着炖好的老鸭煲、骨头煲给刘明放送去,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老刘,先把身体养好了,明年咱们接着搞试验。” 　　刘明放是绍兴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水稻育种专家,今年4月12日,因患“多发性硬化症”导致双腿不能行走。住院期间.他用电话布置“超级稻”的育种工作,坐着轮椅到田头看“超级稻”的播种、抽穗,像父亲惦记儿子般惦记着它。 　　 　　妻子:他心里只有种子没有家 　　 　　1957年,刘明放出生于诸暨璜山镇璜山村。1978年,他从绍兴地区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绍兴地区农科所(市农科院前身)从事水稻育种工作,当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培育出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水稻育种非常辛苦,它季节性强、难度大、周期长,育成一个新品种,一般需要6～8年的时间,经过几千份甚至上万份材料的筛选和试验。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市农科院开始冬天到海南去育种,以缩短水稻育种的年限。刘明放像候鸟一般,冬天飞向温暖的南方,春天回到绍兴。 　　海南育种的生活条件是相当恶劣的,刘明放和同事们每天顶着毒辣的太阳,下到水温高达40多摄氏度的试验田里工作10多个小时。一些年轻的同事受不了这份苦,跑回了住地。刘明放水土不服全身过敏,从没吭过一声,在简陋的试验田里,他播撒着水稻新品种的希望。 　　1979年11月,又到了刘明放候鸟迁徙的时候,妻子谢阿招正身怀六甲,她多么希望丈夫能陪在身边,但是,刘明放满怀歉意地向妻子告别,直到1980年1月5日才赶回家。半夜里,儿子呱呱坠地了。 　　在农村,长兄为父,刘明放的两个妹妹举办结婚酒席,他都因在海南育种而无法喝喜酒,至今妹妹们还“怨”哥哥的“绝情”。 　　长期的劳累和野外水田作业,使刘明放患上了多种疾病――风湿症、高血压、偏头痛,等等。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但是田里的稻头不等人,为了抢时间,刘明放拖着病体奔波在实验田,直到今年4月12日,病魔“摧残”了他的双腿,逼得他住进了医院。 　　没有谁比妻子谢阿招更懂得、更体谅刘明放的心情。她说:“他的心里只有种子没有自己和家庭,一年365天,五加二,白加黑,全身心投入育种。” 　　 　　同事:他坐着轮椅出现在田头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刘明放主持、参与选育成功的水稻新品种有12个,其中“绍糯”、“越糯”系列,较好地解决了绍兴黄酒的原料供应,且为农民增收5亿多元,他也因此被誉为“绍兴的袁隆平”。 　　成绩、荣誉一大摞,刘明放按理可以歇一下了。2003年,刘明放又提出要开展新的攻关――连做晚稻杂交化和早稻“超级稻”惠优1号的育种,以此达到双季亩产1250公斤,向袁隆平提出的单季亩产1000公斤目标看齐。 　　有人听到这一宏伟目标后,从嘴角飘出一句:“嘿,他与袁隆平较上劲了。” 　　刘明放的确是个较劲的人,他认为绍兴耕地少人口多,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向科研要产量。 　　但选育一个“超级稻”新品种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艰难!7年来,刘明放和攻关组成员一起下海南,上江西,反复挑选适合的水稻父本、母本,进行了上万次杂交试验。 　　江南的七八月,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人在稻田里走上一圈就会喘不过气来,刘明放戴一顶斗笠,坐在田头开始水稻杂交配组――把一枝开了花的水稻在开水壶口温烫几分钟,去掉它的雄蕊,然后折取另一枝水稻作父本,进行人工授粉。他一千就是一天。 　　一个盛夏的晌午,刘明放因长时间在田头赶着做花粉配对,脸被烤得赤红,眼珠突出,同事钱国壬见此情景吓坏了。刘明放为育种不要命,同事们都称他为“傻子”,他一笑而过! 　　到了去年底,刘明放的两项育种实验均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亩产均比常规的早稻增加了50公斤。 　　成功已经在不远处招手,但是今年4月12日,刘明放因患“多发性硬化症”双腿不能行走。生病期间,他坐着轮椅主持召开了两个大型会议,出席了7月17日在绍兴召开的浙江省早稻“联品”比较试验现场会,当刘明放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出现在田头时,浙江大学农学系教授石春海感动之余,撰文称赞刘明放的顽强毅力。 　　但是,病,更加严重了,原本刘明放能够拄着拐杖踮一下地,现在双腿再也无法着地了。 　　 　　种粮大户:他对伢真是掏心地好 　　 　　在市农科院采访时,工作人员拿出厚厚一沓绍兴城区种粮大户的联系方式对记者说,由你随机采访,他们每位都与刘明放院长相识。 　　早稻播种期间,刘明放每天早上6点多就从家里骑着电瓶车出发,直接来到东湖农场种粮大户郦永堂的实验田里,脱掉鞋子,挽起裤腿,下到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