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干禄文风”的批判.docVIP

朱熹对“干禄文风”的批判 　　摘要：“干禄文风”是宋代科举制度对文坛负面影响的产物，朱熹在其一生执教书院过程中，以尚“平易”的思想匡正“干禄文风”所造成的文坛的种种弊端，表现出促使当时文坛的诗文创作向“文道合一”的统绪回归的努力 　　关键词：朱熹;尚“平易”;“干禄文风”;匡正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纵观朱熹一生中执教多所书院的经历，批判科举俗学之弊、反对“场屋利禄之学”可谓贯穿其执教生涯，而其反对“场屋利禄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其“尚平易”的思想匡正由这种以追求举业高中为目的而形成的“干禄文风”。本文以“干禄文风”的形成及其特征为切入点，结合朱熹执教书院过程中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求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科举“干禄文风”的形成及“干禄之诗文”特征 　　关于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前辈学者已多有论及。就其对文学的促进作用而言，科举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录取比例的增加的确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崇文重文之风的形成和士人文章技艺的提高;而就其对文学造成的不良影响而言，便是“干禄文风”的日渐盛行。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干禄文风”，其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内部运作”①――一是考官通过在考试题目上不断以偏题、怪题来“考校”考生，以突出考试的权威性，由此导致“竞新务奥”之风盛行;二是考官在决定考卷程文之去留的主要依据是“技术标准”（即主要看考生是否注意用韵、声律平仄是否合适、是否注意避讳等）而非文章内容;因此，对于视科举为唯一进身之途的广大举子而言，如何把这些形式和技术上的东西钻研到位，自然成为其关注的首要重点。总之，在这种“竞新务奥”之风的影响下，不论是太学的教学还是将那些将科举作为个人唯一出路的士人们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钻研考题和锻炼文章的形式、追求行文的技巧上。而就文学教育这一角度而言，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官学教育沦为科举的附庸，更直接导致了“干禄文风”的形成和泛滥。对此，朱熹指出：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 [1]272 　　从上文所引朱熹提出的批评意见可知，在这种“干禄文风”的影响下，本该作为当时官学教育之楷模的太学早已沦为“声利之场”，而本该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掌其教事者”，亦仅以“取其善为科举之文”来教授生徒;这不仅使那些本有志于探求义理的学子求学无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太学生“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求学作文，促使这些太学生们将“工雕篆之文”视作科举进身的“敲门砖”，将进修之志、师儒之尊完全抛在脑后，进而导致“干禄文风”愈盛。 　　若进一步观察当时诗坛可见，居于诗坛统治地位的江西诗风虽然在开创宋诗特有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其弊端亦逐渐显现出来――学诗者多从黄庭坚诗法入手，进而效仿黄、陈诗风进行创作，黄、陈诗风素以之瘦硬生新为其特色;但恰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庭坚体’新奇过之则险怪，‘后山体’仆拙过之则枯涩”。②对于这些“竞奔于名利之场”的士子们而言，江西诗风同样是其学习作诗的典范，但长期的科举作文训练使其本来就有“竞新”、“务奇”、“雕篆”之习，而又不善于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思考和辨析，以这样的习惯和思维来学习江西诗风，其结果必然是既不得江西之妙处又突显江西之弊端。故朱熹在论及当时诗坛之弊时，亦多有“细碎卑冗”之讥;对于时人作诗字字必求来处，甚至过分卖弄才学的做法，亦颇为不满： 　　……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之细碎卑冗也。 [1]220 　　或言今人作诗，多要有出处。曰：“关关雎鸠”，出在何处？ [2]3324 　　综上可见，不论是对于当时的文风还是诗风，这种专以“竞新务奇”为能事的“干禄文风”所造成的流弊都十分明显。笔者通过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发现，在这种“干禄之文风”影响下创作的诗文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是重形式而轻内容。整个行文看似严整，实则空洞无物。上文已经提到，由于科举取士好出偏题、怪题的倾向和考官评卷时以技术标准为决定考生程文之去留的唯一依据，这种情况亦造成考生对行文形式的关注大于内容，长此以往，便导致其养成了重形式而轻内容的行文风气，整个文章看似严整，实则空洞无物，徒为炫技之作而已。朱熹曾多次对这一现象提出严厉地批判： 　　及宣正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 [2]3307 　　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1]222 　　由此可见，在朱熹看来，这种“穷极华丽”的文章内容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