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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选择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四维聚焦 　　摘要：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运行过程中，政府、社会、高校与学生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其各自的利益选择和追求。这种利益选择与追求的差异决定了政府、社会、高校与学生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关注的重点不同。政府的关注点集中在制度生存，以期实现设计目标；社会的关注点聚焦于制度实施的社会效应；高校的关注点放在制度的响应；学生的关注点着力于制度的公平。政府、社会、高校与学生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关注实质上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关键词：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四维聚焦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10)01-0012-04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作为高等教育利益重新分配和协调的机制，其出台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大事件。这一制度带给政府、社会、高校与学生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并在多个层面改变了它们的行为与选择。这种冲击的烈度与深度使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一直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引来各参与方的强烈关切。应该说，政府、社会、高校与学生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其各自的利益选择和追求。利益考量的不同，其对制度投射的关注重点必然存在差异。 　　 　　一、政府的关注点：制度的生存 　　 　　政府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生存投入强烈的关注，在于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对这一制度负有直接的、乃至根本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驱动着政府的关注和作为。制度的生存决定制度设计目标的达成，而制度能否生存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制度的适应力、效力与可能的负面效应的消解。 　　制度的适应力，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制度的水土相符”或者说“制度的本土化”。建立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其基本的规则可以说是来自美国的“舶人品”。就美国的制度实践来考察，尽管存在着对制度的某种抵制，但美国社会高度成熟的市场环境、“用者付费”的文化传统以及公众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保证了制度的生存。不过，作为移植的制度，其来到中国必然面临着环境的适应问题，或者说有制度本土化改造的必要。制度的“水土相符”要求政府必须思考制度的市场生存环境、制度的公众经济承受力以及制度的社会文化接纳。处理好了这些问题实质上也就强化了制度的中国适应力。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未加科学改造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舶人”，因其过高的收费和我们实施中的配套缺失可能部分不切合中国经济梯度发展、二元分割、贫富悬殊的发展现情和70％以上的农村人口与大量的城市失业者并存的人口构成现状。这种不切合导致教育弱势群体被迫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解了制度的适应力。 　　制度的效力是制度供给者与执行者的追求目标，关乎着制度效能的发挥。制度的效力受制于制度的信度与效度。制度的信度要求制度的引进不能做切割，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只选择有利于自身的一面而遮蔽不利的一面。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必须取信于民。尽管作为“利益分配的社会装置”的高等教育制度难免引发质疑与批判，但作为公共政策应该得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现实中，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信度存在遗憾。这种遗憾，依我们的理解集中表现在两个维度：其一，美国的现行学费模式是“高收费、高资助”，而我们选择了“高收费”，却实行“低资助”；其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坚持“受益”与“能力”两大原则，而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受益原则”，而相对遮蔽了“能力原则”。化解遗憾，政府必须还原制度的本真，平衡各方的利益，提高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可信度。信度的提高意味着制度生命力的强化与延续，而其效度的保有则要求制度的运行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吻合。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设计的理想在于提升高等教育的效率，促进教育公平，收费只是手段，绝非目的。在收费实践中，制度系统存在的漏洞与缺陷可能导致制度的运行发生偏离，甚至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乱收费的屡禁不止实质上已经把手段化作了目的。这种偏离与违背降低或消解了制度的效度。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要达到设计的目标，政府应有提升制度效度的作为。 　　制度的负面效应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因为很难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不过，这不意味着政府的无所作为。政府应该努力扩展制度的正面效应，消弭负面效应。从制度供给者的动机来审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应该承认，这一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但“好”从来就是相对的，且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行为也加大了制度引发负面效应的机率。制度引发的负面效应集中表现为教育利益分配的失衡，贫困学生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从而消减了制度的公平价值追求。丁小浩的研究表明：占70％左右的农村居民享用了不到35％的高等教育资源，且有幸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其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明显好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李文利对2D04年大学生经济情况问卷调查发现，在重点高校中，来自较高收入群体的学生比例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持平之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作用下的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