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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外部性对财产权观念反思 　　摘要：自然法的财产权概念虽然从未作为任何法律体系中“行动中的法律”而存在，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受其影响的财产权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不仅遭到法律学界的质疑，也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坚守自然法财产权观念可能会对其他人强加成本。自19世纪以来，人们便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这同时也加速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关键词：财产权；自然法；外部性；私有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6－0075－05 　　 　　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罗马法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逐渐衍生出深刻影响现代大陆法系产权制度的自然法财产权观念。它强调以“所有”为中心，坚持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故即使对所有权有限制，它也只是承认法律仅仅是对所有权的行使有所限制，而不对所有权本身限制，并且这种限制存在于所有权概念之外。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观念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分地强调财产权绝对往往会导致资源的滥用和闲置，因而产生各种无效率甚至也不公平的外部效应。于是，团体本位色彩浓重、以“利用”为中心、主张所有权相对并强调财产流转性的日耳曼法财产权观念，遂开始受到各国立法界和学界的关注，并由此形成了现代物权法的社会化和价值化发展趋势。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不明确的财产权产生无效率，明确的财产权产生效率。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财产制度也是整个私法制度的基石。其根本思想是创设一个自由处置圈，在此范围内所有者能自由处置他们的财产。而当这种处置所带来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或者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不一致时，财产权所产生的外部性便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古典经济学鼓吹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现实社会不完备的市场运行中，由于信息不足或者道德理性的缺失，并不一定总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个人在“最大化”的激励下对其财产的使用处置，往往带来不可忽视的外在影响。基于此，笔者以为私法关于财产权绝对的观念应作相应的修正，现代民法的立法实践也证实了这种变化的必要性。 　　而在大陆法系财产权模式面临大势声讨的情况下，普通法系的财产观念似乎显现出勃勃生机。本文应用经济学的手段，从宽泛意义上的财产权的角度，对两大法系的财产权制度进行考察，采用外部性这一经济学的工具，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试作探讨，也试图展示现代法律中所表现的更为复杂的财产权形式。笔者在比较中发现，对各种财产外部性问题的控制不需通过反对财产权的地位来实现，也不必通过国家权力的生硬介入，实可以通过财产权观念的更新和权利分配的内容来实现：将责任嵌入财产权概念本身，在分配权利之前便将权利与责任同时赋予权利主体，由是激励其将财产处置可能发生的外在成本内部化，从而恢复原有效率。 　　 　　一、自然法财产权观念的败落 　　 　　(一)自然法的财产权观念 　　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萨维尼将财产权界定为“一个人对财产不受限制的和绝对的统治权控制”，这一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财产权定义之一，也是哲学家关于财产思想之论述在技术上的完美发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所有权是自由的最初体现”，“所有权之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纯粹的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康德也说：“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它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这一起源于古老自然法观念的财产权定义，阐明了财产权作为人对物的一般主宰的恒久的绝对排他性，也道出了财产权的自由禀赋：财产权不仅仅体现在对外在的财产的控制上，更反映了人的精神――自由意志。财产权的产生实质上就是人将自由意志加于自然之上的结果，财产与自由从来就密不可分，财产权就是自由权。同时，通过扩展个人意志，宣扬绝对的自由和个人主义便成为这一观念的必然趋向。依此：财产权并非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才被认可的机制，而仅仅是一种保证个人意志表达的手段。 　　自然法观念下的财产权思想，对破除封建制度、对近代财富之形成、经济之繁荣，确属居功至伟，它不仅为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之原动力，至今仍为民主主义社会之主要经济架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便是以这一财产观念的确立为背景。斯密认为，除个别情况外，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的运行，国家应该采取“自由放任”或“撒手不管”的政策，应当让经济个体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而一个明确的财产权定义，在多数情况下，会使政府“粗暴的和不正当的”干预丧失效力――个人对财产的明确的绝对的控制是防止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