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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字中西思维差异新解 　　[摘 要]中西思维差异之原因可以基于文字来探讨。大多数人认为汉字的象形和汉语的形象性是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原因，这是不对的，主要在于字形与思维对位的识别标志、标志数量和标志规则问题。三百多个通用部件，构成了汉字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文字的形声化体系。该体系如一巨大网格，把世界整体定位，然后条分缕析，形成了汉人思维的整体性、经验性、稳定性特点。而就最小单位――字来说，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的经济学成本问题必须上升到思维的精度和强度的认知学功能上来。音素字母的不表意与汉字的表意，拼音构词的无限与常用汉字的有限，构成了中西思维的实质差异。 　　[关键词]识别标志；脑区定位；世界网格；体系性质；单位功能 　　近年来，关于中西思维差异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总其大略，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侧重于中西思维差异的表现方式，思维差异被归结为具象与抽象、直觉与逻辑、悟性与理性、实践与思辨、整体与分析、主体与客体等。另一个层面则侧重于致使此类差异形成的原因探讨，集中于文字、语言、文化三个方面：文字在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不同；语言在于语言结构形态化强弱之不同；文化在于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二分之不同。持此类观点者众，已然成说。 　　张岱年等先生所撰《中国思维偏向》一书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书明确指出：“中国民族的传统思维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对问题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模糊性、内向性、意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彼此渗透溶纳，不是各自孤立的一端。它们不局限于中国文化史上哪一特定时期，不专属于哪一学派或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它们实际上差不多是属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整个中华民族的。因为这些特点几乎体现于中国古代的全部学术、民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以及语言文字等所有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之中。而且，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正是上述的思维特点，或日思维偏向，决定了中国古人必定创造出现在为我们所见的这样一套与西方迥异，而又具有统一风格和内在有机联系的文化体系。可以说，思维方式是决定民族文化如何发育的一项重要的控制因素。而对于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成中英先生则归结为语言，最后又归结为汉字。他说：“中西方在语言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和分野?它们对语言系统所显示的哲学思维、认知思维有什么影响?它们对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又有什么影响?其根源又是什么?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从这里可以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 　　问题的症结果真就在这里吗?本文也以文字与思维之关系为论述中心，分析文字是如何影响语言又影响到思维的，试图从一个无人探及的原因解析汉字作为独特的文字体系与思维相互作用时所具有的与表音文字不一样的性状所在，证明起主要作用的并非如众多学者所公认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包括所谓的汉语的形象性。 　　众多学者之所以把汉字与西方文字作比较，将其作为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字是凝固的语言，而语言又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所以，一提中西思维差异，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关注文字，这是非常自然的。而由此一直上溯到文字的源头――无论中西，其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直至图画文字，以致在其源头，要判断一幅图文是艺术描绘还是原始文字符号绝非易事。在中东和东南欧各地发现的约公元前3500年的陶土碑，在今伊朗和伊拉克地区发现的苏美尔人遗留下来的大量碑文上，已经有了土地出售、商业交易和税款账目等记录。“人们注意到，这些碑文的符号与文字出现以前在这个地区用了几千年的一些陶土标记是一致的，这些有几种不同形状的标记至少从公元前9000年起就似乎用作记数系统了。”在始于公元前4000年的楔形文字中，一些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符号被用来标记语音因素。至公元前1700年，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字母文字――闪族语系辅音字母，至公元前1200年演化为腓尼基语的22个辅音字母。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在腓尼基人字母系统的基础上把元音字母改造成自己的文字。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600年，罗马人将希腊字母的一个变种――埃特鲁斯坎文字变成为自己的文字，随着对外征服，这套被称为拉丁字母的罗马文字便普及到西欧广大地区，加上后来基督教的推广而在世界流行，拉丁字母便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拼音字母的鼻祖。 　　当世界上刚出现字母文字时，中国的汉字正处于甲骨文阶段。汉字演进所走的是与表音文字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