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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遗体捐献认知与影响因素现状及建议 　　遗体捐献是一项造福社会、荫及后人的善举。我国遗体捐献起步较晚，遗体来源的稀缺已成为医学教育及临床医学的最大“瓶颈”，阻碍了医学生的培养，牵制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1]。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较为活跃的一支群体，他们对遗体捐献的态度和意愿对全社会具有较强的影响和辐射作用。而医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特殊的群体，专业特性决定了对待遗体捐献事业应更为敏感。了解大学生群体对遗体捐献的认知度及自身意愿，从而折射社会大众的意愿，进而为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1.大学生对于遗体捐献的认知 　　1.1医学生对于遗体捐献的认知。 　　医学生作为一个有专业知识的群体，并且受益于遗体捐献。遗体捐献可供医学生做生理解剖之用，帮助医学生掌握人体的组织结构。张雪文[2]的调查表明，约69.8%的在校医学生了解遗体捐献相关内容，44.6%的赞成捐献自己的器官，一年级赞同率最低，仅为26.6%，五年级最高，为61.4%。通过专业教育，医学生对遗体捐献的认知度普遍高于非医学生，医学类专业学生对遗体捐献相关信息关注度更高，并且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更愿意加入遗体捐献队列中，足以见得专业知识的渗透及实践对我国遗体捐献事业举足轻重。 　　1.2非医学生对于遗体捐献的认知。 　　据杨颖[3]对上海等发达地区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率仅为16.57%，相较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非医学类专业大学生而言，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但对于遗体捐献仍望而却步。据唐晓[4]对某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在关于遗体捐献的定义上，非医学生的正确率（50%）远低于医学生的正确率（70.5%）。非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均认为遗体捐献有利于社会进步、医疗事业发展，但对于遗体捐献的认知极其有限，对遗体捐献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低于医学类专业学生。遗体捐献相关信息仅来源于网络、电视等媒体，并没有具有针对性的信息输注，对遗体捐献的了解度较少。 　　2.影响因素 　　2.1传统观念的因素。 　　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我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仁”为本、以孝亲伦理为内核的道德型文化，《礼记》中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教，并且我国历来有重丧隆葬的习惯，即使不能真正做到“完肤，厚葬”，至少不能让亲人的遗体残缺不全[5]。我国虽拥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但残存下不少封建传统观念桎梏了我们的思想，使我国遗体捐献领域的发展举步维艰，在发达国家，医院对尸体的解剖率高达80%～90%，而在我国解剖率却很低。据调查研究，美国约有30%肾移植的供体来自亲属捐赠，而中国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及受现今法律制度、医疗管理措施的局限，目前亲属活体供器官仅占器官移植总数的0.1%～1.0%[6]。足以说明传统观念的巨大影响力，充分说明我国遗体捐献事业始终停滞不前的原因。 　　2.2政策法规的落后。 　　现在仅有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推出了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但还不是很完善。遗体捐献迫切需要法律的支持，尽快制定遗体捐献中的各种法律、法规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7]。医疗系统政策层面的缺失及行政力度支持的不足影响着遗体捐献工作的顺利开展[8]。我国有关于遗体捐献的政策法规的立场并不是很明确，如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8条第2款规定了公民生前表示拒绝捐献意愿的，任何人不得捐献器官。生前未做出表示的，其近亲属可以一致做出捐献的意思表示[9]。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提出死者生前未表达遗体捐献意愿的，其家属在患者死后完全有权利决定死者遗体捐献问题，自我决定权与亲属决定权谁更优先没有明确规定。 　　2.3遗体捐献宣传滞后。 　　目前非医学类专业大学生对遗体捐献的信息大多来源于公共媒体平台。我国新闻媒体对遗体捐献者的宣传较为积极，诸如“姚贝娜捐献角膜”的事迹，但对于如何进行遗体捐献的相关程序介绍极少，与前者相比，后者往往更有意义。宣传的滞后，造成民众对遗体捐献不了解、不积极、不主动。其次，社会层面缺乏对遗体捐献者的鼓励与支持，捐献者家人缺少社会鼓励表扬的“舆论”氛围，往往造成心理上的缺损。奉献的举动得不到肯定不免心生悲凉。 　　3.遗体捐献的重大影响意义 　　3.1基于患者。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约有100万尿毒症患者，每年新增12万人，每年约有5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而每年全国可供移植的肾源仅有4000个，很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捐献的器官可以把濒临死亡的患者从死亡边缘重新拉回健康的生活，这无疑是一件造福于全人类的壮举；遗体捐献的有效发展可以使医学生充分了解人体构造，降低医学误差，最终造福患者。 　　3.2基于医学生。 　　捐献遗体的另一大作用就是用于医学生的解剖课。医学发展离不开对人体的研究，这是学习医学的基础，更是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