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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形成动因分析 　　[摘 要]在坎昆会议前后，出现了众多的国家利益集团，使得许多国家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增强了谈判力量，改变了传统格局，对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多哈回合是一个国家利益集团的回合。因此有必要从源头上弄清国家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尝试着从经济学，国际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形成机理进行剖析。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 国家利益集团 协商一致 绿屋会议 　　作者简介：陈小武（1983―），河南焦作人，东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国际贸易学专业。 　　 　　在以GATT/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在乌拉圭回合（1986-1994）出现的凯恩斯集团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集团，其代表了农产品出口成员国利益，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在把农产品贸易谈判列入核心议题，并在最终达成《农业协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此国家利益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在多哈回合坎昆会议前后，随着各成员方谈判意识和参与力度的进一步提高、成员们基于不同的议题或不同的谈判取向广泛联合起来，形成了更多的国家利益集团，世界多边贸易谈判进入了国家利益集团谈判时代，其中G20、G10、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SPSSM)联盟、棉花四国、反倾销之友、非洲集团和G90等是多哈回合谈判中最为活跃的国家利益集团，这些众多的国家利益集团的出现对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主要谈判议题表现为几大国家利益集团的对峙。在多哈坎昆会议期间，由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成的国家利益集团拒绝接受新加坡议题的谈判是坎昆会议无果而终的导火线，这说明国家利益集团的出现改变了少数发达国家主宰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格局，WTO内的多极化已经形成。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国际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家利益集团的形成动因进行分析。 　　 　　一、国家利益集团的形成动因的经济学角度分析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所谓的“经济人”的假设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盛、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也以“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每个参加 WTO的主权国家及WTO本身都可被假想为市场经济人，都是一个“自利”的单位，都在国际上追求自己的自利目标，它们作为有理性的经济人，是WTO的立法者、组织者及执行者，几乎都是会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角度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谈判议题和议案，有着强烈的意愿投身到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的谈判中。然而美国、欧盟等在世界贸易额中占有较大份额的WTO成员一直把持着国际贸易制度变迁的主导权。GATT所主持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从谈判议题的确立、起止时间的安排，到最终协议的达成，几乎都是由这些国家直接控制，谈判结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具有较强谈判力量的成员方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得GATT/WTO成为它们的工具和代言人。谈判力量较弱的成员方的主张和国家利益就有很大可能会被边缘化，基于这种谈判背景，许多国家基于相似的谈判主张和目标，结成各种国家利益集团来增强它们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谈判力量和地位，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集团又有“相容性利益集团”和“排他性利益集团”之分。[1]所谓“相容性利益集团”，是指集团内部成员目标一致和利益相互兼容的集团，主要面临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成员间之间是“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的相互关系；而“排他性利益集团”是指集团成员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碰到的是“分割蛋糕”的问题。较之排他性集团，相容性集团就更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出现的国家利益集团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联合，也有一少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合，它们都是相容性集团，有着共同或相似的谈判立场和谈判诉求，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如凯恩斯集团代表了农产品出口国利益，面临着如何把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这个“蛋糕”做大的问题；棉花4国①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和产棉国，寻求消除棉花生产和出口补贴并建立对发展中产棉国的过渡性补偿机制；而在规则谈判中出现的国家利益集团鱼之友②则强调要加强渔业补贴纪律、禁止造成过度捕捞的补贴、保护渔业资源。 　　 　　二、国家利益集团的形成动因的政治学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现象引人注目，: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最普遍的特征，绝对对称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存在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