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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辨析 　　内容摘要:在后现代主义消费时代,大众文化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作为主要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合力所产生的红色经典,在当前语境下面临着种种困境。如何寻求红色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如何传承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都将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大众文化 红色经典 改编 　　 　　一.大众文化语境的生成及特征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即消费时代。而在中国,从1978年里程碑式的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西方消费时代的种种特征。而与消费时代孪生的是大众文化。 　　作为一个文化的新生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襁褓里得到了茁壮成长。它嗷嗷地向世人宣称:这是一个大众狂欢的时代。同时,它也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丰富和活跃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娱乐和流行具有文化意味,从而拓宽了文化的疆域;另一方面由于它固有的消费主义、世俗化、娱乐性等特征而消解了传统价值和崇高庄严。 　　二.关于红色经典 　　我们很难给“红色经典”下一个相对准确和肯定的定义,只能很宽泛地认定“红色经典”是指那些岁月久远的、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这其中包括小说、电视、电影和歌曲等。对于这些艺术形式来讲,因为统称为“红色经典”,而拥有了两大共性:其一、在性质上它们都是“红色”的;其二、在程度上它们都是“经典”。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艺术概念的结合体,红色经典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不尽相同。毕竟,它诞生于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它深深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当时的创作理念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因此红色经典过分强调政治因素,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在作品中, 刻画、塑造人物形象过于脸谱化。如正面人物形象偏向于那种公式化、模式化、理性化的完人和通体透明的“高大全”式的神人,反面人物形象普遍猥琐无耻,嘴脸丑恶可憎,特别在银幕上更是一目了然。另外,故事情节过于单一,缺乏跌宕起伏,故事的结局也了然于心。并且具有极强的政治说教色彩。 　　不管人们如何批判“红色经典”的瑕疵,也不管它的文学性、艺术性如何缺失,但不可否认的是,“红色经典”是创作者在怀着满腔热情、执着地追求革命理想主义下的真诚阐发。它的存在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对于整个文学史及对于唤起人们民族记忆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三.红色经典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处境及其原因 　　大众文化和红色经典所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是相悖的。当这两种文化狭路相逢时,就必然发生冲突,而“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当大众文化的浪潮大面积地吞噬红色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时,便引发了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那就是红色经典的改编。 　　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单单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就有近40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1],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已经拍出的改编剧收视率高,引来的叫好声热烈坚定,叫骂声也不绝于耳。2004年,由于国家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市场进行了规范整顿的政策,红色经典改编热虽然有所下降,但已拍成的剧一直都在各电视台轮番播放,同时仍然有一些改编剧获准拍摄,如《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这几年,红色经典改编一直都余热未了,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特别是目前,正值建国60周年之际,在晚上电视剧的黄金时段,最少也有两到三个卫星频道播放红色经典改编剧。 　　其实,红色经典的改编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编。那次改编的特征是严谨地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体现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而综观时下很大一部分红色经典的改编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点失误和偏颇。 　　(一)庸俗化倾向明显 　　这些改编作品打着“人性化”、“生活化”的幌子,实质上是将英雄人物庸俗化。其中最典型的也就是骂声最多的改编为电视剧版的《林海雪原》和新编小说《沙家浜》,在剧中,杨子荣成了一个喜欢喝酒和哼着流氓小曲的江湖伙夫,他居然与匪首坐山雕成为情敌,陷入了“三角恋”。他对旧情人槐花余情未了,并且是为了旧情人的儿子才有智取威虎山的行动的。而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戏也被极度地渲染放大了,在他们中间给增加了一个苏军少校萨沙,又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在新编小说《沙家浜》中,智勇双全、正义果敢的地下交通员阿庆嫂,被描写成了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她既是伪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又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妇。另外郭建光在胡传魁面前“居然也有一种摇头摆尾的哈巴狗的样儿”。 　　(二)恶俗化倾向明显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