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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交前中日经济交往中台湾因素分析 　　[摘要]中日民间经济交往，作为复交前两国接触的主要渠道，对于加深双方国民对对方的认知与理解，以及中日建交的最终实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宝岛”台湾，这一占据特殊重要地缘位置的海岛，在处于冷战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一个焦点。在这场由美苏主导的冷战中，处于“风口浪尖”位置的中日两国，自然成为这场“博弈”主要参加者。探索台湾因素在作为当时中日之间主要交往方式——民间经济往来中的作用，对于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现状以及国际环境局势都是不无裨益的，同时，对于正确评价中日两国的民间经济人士对于中日复交的实现，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关键词]“吉田书简”；“LT贸易”；台湾因素 　　一、台湾因素与中日贸易的“民间性质” 　　这主要涉及“吉田书简”以及“日台媾和”，对于中日关系施加的影响。所谓的“吉田书简”，是指日本首相吉田茂1951年12月24日致美国特使杜勒斯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为：“我国政府现在准备，如果国民政府也有此愿望，即尽速在法律上可能时，依照多边条约内所揭示之原则，与该政府缔结一项重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的条约。该项双边条约之条款，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基于此等考虑，本人可向阁下保证，日本无意与中国共产政权缔结双边合约。”[1]一般观点都认为，“吉田书简”是杜勒斯的作品，是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美国推行反共战略的产物。但近来，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台湾与美国的交涉，对“吉田书简”的内容特别是“适用范围条款”的制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这一时期顾维钧和杜勒斯之间的交涉，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例如，在日本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之前的1951年6月28日顾维钧和杜勒斯会谈时声称，“我知道在日美之间有一个日本将同台湾缔结条约的秘密协议”，杜勒斯对此表示肯定。[2]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日美之间就已经存在了制定日台合约的协议，以后的时期则主要是关于这一合约内容的交涉。这一交涉主要是在美台之间完成的。 　　二、在中日之间民间经济交往中，“台湾因素”作用的具体表现 　　首先，表现在岸信介内阁时期的中日交往上。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在岸信介之前已取得了较大成果：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一次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另外，在钢铁领域也达成了长期贸易协定，发展较为顺利。但自岸信介组阁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良好的中日经贸往来以及民间交往受到极大破坏。这主要起因于岸信介内阁在处理对台关系问题上的态度。 　　从其个人来说，岸信介有亲台情节，在发展两岸关系上明显偏向台湾，在其主政期间，中日之间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未能付诸实施，双方关系出现明显倒退。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长崎国旗事件”，使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完全中断，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大事件。a 　　至于“长崎国旗事件”的真相，李恩民在其所著《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中，在分析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推测“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和驻长崎领事馆似乎有某种程度的联系”。[3]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恰逢台湾对这次展览会悬挂中国国旗提出抗议，并正在与日本政府和地方当局交涉之际，这就不禁使人怀疑，那两个扯毁中国国旗的日本人，是否是在台湾当局的指使之下进行的。并且，在事件发生后，台湾在日本的使馆还决定“嘉勉”那两个肇事者，则更加印证了上述怀疑的可能性。台湾驻日本“大使”沈觐鼎，也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被调离。后来，沈觐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长崎扯旗事件发生以来，日方疑有内幕，我一直担心着，机密难保，今如我离任，那么，日方疑云可望渐散，谅不再追究，该事件可永成为谜，不至于碍及邦交”。[4] 　　其次，表现在对“LT贸易”缔结的影响上。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因为之前的“长崎国旗事件”而完全中断，后由于“友好贸易”的开展，双方的民间经济交流逐渐恢复。但由于这种“友好贸易”，是建立在中方“政治三原则”[5]“贸易三原则”以及“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时的池田内阁，虽然对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的发展较为热心，但仍不能摆脱美国、台湾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束缚。这样，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就必须有所突破。“LT贸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所谓的“LT贸易”，指的是在1962年12月9日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6]《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及实施，无论是在象征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对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以来中日之间民间外交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其签订，并非一帆风顺。具体表现在关于对华输出硫安和成套设备出口等的协议上。 　　一直以来，台湾都是日本化学肥料的消费大户，其中，日本硫安的30%都是销往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