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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佛种类与风格特点 　　 　　唐宋时期，在云南大理地区出现了南诏、大理国两个相继的地方政权。此时，佛教传入云南，并在这里迅速发展起来。南诏曾饱经战乱，在李白、杜甫的诗篇中留下印记，却把观音幻化故事作为自己立国的依据，把佛教奉为国教。而大理国时期佛教的兴盛，更是在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南诏、大理国佛教兴盛，留下了大量遗物和遗迹。历代国主，动则铸佛万尊。寻常百姓，家家供佛。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记载“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 其俗多尚浮屠法, 家无贫富, 皆有佛堂, 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 不可殚记”。明末清初的吴伟业称 “苍山与洱水，佛教之齐鲁”。因之，南诏、大理国被称为“妙香佛国”，它留下来的佛教艺术珍品，成为体现这段区域文化内涵的典型代表。 　　 　　古塔里珍藏的佛教珍宝 　　 　　云南佛教流传，最早是从上向下地传播。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向外发展，往南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云南、西藏。其主要流派是密宗，在进入这些地方以后，很快为上层皇室贵族接受，并奉为国教，加以推广。可以说云南的佛教是从皇室走向民间的，佛教在云南的长期兴盛发展，在这里留下了无数佛教艺术瑰宝。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云南佛教文物，也成为我们了解南诏、大理国历史最主要的资料。 　　南诏、大理国的君主们尊崇佛法，动辄修寺建塔礼佛，据说大理地区曾号称有“兰若八百，迦蓝三千”。按史料记载，南诏、大理国铸造佛像更为频繁：劝龙晟“铸佛三尊，送佛顶寺，用金三千两”；隆舜“用金造观音一百八像”；舜化贞“铸崇圣寺丈六观音”；郑买嗣“铸佛一万尊送佛顶寺”……。大理国时期更是举国尚佛。大理国的开国之君段思平更是“年年建寺，铸佛万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经过铁马兵戈、世事沧桑，如今当年修建的寺宇多已不存，塔留下的也不过十之一、二。当年铸造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也大都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 　　云南的塔有些与众不同，它没有地宫，重要的宝藏都藏在塔刹里。1925年大理大地震中，大理地区最著名的三塔主塔千寻塔塔刹掉落，其中所藏部分佛像珍宝散佚。1978年，在修缮千寻塔时，再次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金银铜等造像153躯，并有各种法器、珠宝、经卷及与佛教有关的用品等。此后，又陆续在佛图寺塔、弘圣寺塔等古塔中发现一些佛教艺术品。这些艺术珍品，有金、银铸造的，也有铜制鎏金、象牙、玉石及木雕等，虽然体量不大，却制作异常精美，刚一出现，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回想当年这些古塔，大都属于皇室的苑囿，这些佛像作为当时建塔、修葺或法事置入，或许正是为了便于取放，不修造地宫，而在塔顶里保存。可以说，珍藏在塔里的千年佛宝，很可能就是当年大理国的皇家宝藏。当年云南制作的佛像，多不胜数。然而，沧海桑田，大浪淘沙，今天遗留下来的，不过千数。我们只能从这些弥足珍贵的幸存者上，去管窥昔日妙香佛国的辉煌。 　　 　　南诏大理佛像的主要风格 　　 　　南诏、大理国的金属佛教造像，既有古印度造像遗风，又有西藏和东南亚佛教造像的风格，而更多的则是受到中原显、密两宗造像风格的影响，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载体。 　　中国佛教密宗，自公元七世纪从印度传入后，在中原、西藏和大理地区得到大力推行。至公元841年，发生了唐武宗和吐番王朗达玛的大规模灭佛运动后，中原和西藏密教几乎销声匿迹，其佛造像也被毁之殆尽（西藏自十世纪以后形成的红、白、黄等各教派的造像，与早期密宗造像已有较大区别）。而西南滇川之地，密教仍然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把佛教密宗――阿咤力教视为国教的南诏大理国。南诏大理国在佛教造像方面，包括石窟造像、金属造像以及木、石雕像，除时代偏晚的部分造像受到十世纪后中原显宗和西藏密宗造像的影响外，大多数保留了早期密宗造像的面貌，加之民族化的改造，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中国早期密宗造像的基本材料，非南诏大理佛像莫属。 　　 　　 　　 　　南诏大理国金属佛教造像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1、憨态可鞠的五方佛造像。 　　 大理塔藏金属佛造像中，五方佛造像约占一半，均为单尊（个别有一佛二胁侍的形式，亦为单尊组成）。其发式、衣饰、手印、坐姿等，带有浓厚的唐代汉地佛造像风格，唯面相与之迥异。唐代风格的面相，以“妙相庄严”为特征，而“大理佛”则是面露笑容，朴实平易的凡人面相（多数佛陀头部微向前倾，显得谦和有礼）。从雕琢工艺上对比，“大理佛”较唐佛显得粗犷，特别是眼睑的雕法，犹如两条细缝，打磨也不如唐佛精细。这种面相上的特征可以用“憨态可鞠”来形容。即使把众多不同风格的唐宋佛像放在一起，我们仍然能够从“大理佛”这一面相特征把它从中区分出来。 　　 2、别具一格的阿嵯耶观音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