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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关键词]孔子 亚里士多德 德福关系 孔颜之乐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3-0037-07 　　德福关系问题在西方有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康德对“德福一致”的思考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推到了顶峰，但这一问题在康德那里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在西方问题意识的观照之下，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牟宗三先生利用中国儒释道三家固有的思想资源，试图通过“无限智心”的确立，从存有论的角度对康德的圆善问题做一彻底的解决。这一工作是否成功，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德福问题在中国哲学脉络内的探讨则由此打开了局面。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德福问题的鼻祖；孔子则是儒家的万世之师和不祧之祖。他们对德福关系问题的思考，既已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问题进路，奠定了德福关系问题的两种基本致思路向。因此，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澄清德福问题在中西方的不同思想渊源与问题视阈，对当代现实的幸福实践和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亚里士多德便以“目的论”的方式给伦理学设定了其讨论问题的基本框架。“每种技艺和探索，与每种行动和选择一样，都显得是追求某种善，所以人们有理由把善表示为万事万物所追求的目标。”（1094a）技艺、探索，行动、选择，亚里士多德以这四个概念代表了人类生活的整个领域。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善”足具体的（相比于柏拉图抽象的善的理念），每一种活动都有自身独特的善，各种善不是并列的，而是可以表现出不同层次目的关系，由此展开了人类生活诸种善之间的“建筑术结构”（1094a10）。由于这样一种目的结构，有些善其所以善的根据不在自身，而是指向更高一层的善；只有在目的结构顶端的善，才不再以另外的善为目的，而以自身为目的，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追求。这种作为“终极日的”的善便是最高的善，所有其他的善都直接或间接地以它为目的。人类行为所能实现的最高善，或者说“至善”，便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之为目的是无可比肩的，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1097b15-20）。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每一个部分或者每一种职业都有其特殊的功能（活动）。我们根据它来断定各个部分是否善。眼睛有看的功能，其职责就是最好地看；鞋匠有做鞋的功能，其职责就是最好地做鞋。那么亚里土多德就推论到，在超出特殊部分的功能之外，人之为人本身也应当有其“固有的活动”（1098a）。因其为“人之为人”所固有，便不能与动植物分享。在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中，人的灵魂由理性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理性的“欲求能力”和营养能力构成（1102b30）。排除与动植物共有的部分后，剩下的只能是“有理性天赋的灵魂部分的生命活动”（1098a）。于是，人的固有活动便被限定为符合德性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谓的德性就其本意来讲就是实现生命固有的卓越和辉煌，这样的德性活动是“生命作为立己的实存活动”，是一种更加“本己”的生命（1098a5），也是人的“固有的使命”。于是，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在终极意义上是“合乎最杰出、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1098a15）。德性便以此在幸福论的框架之下得到了安顿。这样一个论证过程，学界一般都称之为“功能论证”。 　　幸福既然是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那么德性活动与幸福之间是否即是手段一目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提到“我们追求荣誉、快乐、智慧和每个德性，虽然也是为其自身之故――因为即便这些东西不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我们也会愿意欲求它们――但毕竟还是为了幸福而欲求它们，因为我们相信，正是通过这些东西我们才幸福”（1097b5）。“我们欲求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作为手段，只有幸福除外。因为只有幸福才是目的。”（1176b30）亚里士多德似乎是说，德性的自足是相对的，在幸福的框架下，所有这些德性（理智德性、伦理德性）都成为用以实现幸福的手段。然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主张，德性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追求。“行动”以自身为目的，好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