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艺术特点.docVIP

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艺术特点 　　[摘要] 姚鼐执教扬州书院时因教授古文的需要，遂编《古文辞类纂》并附评点，以便弟子学习。但作为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的评点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他选文、论文的观点。先是在序言中明确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选评标准，之后在评语中不仅指点古文写作的行文安排技巧，更是流露出对阳刚风格的偏爱，使其评点独具特色。 　　[关键词] 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艺术特点 　　《古文辞类纂》的评点方式继承了前人评点的模式，有圈、点、夹批、总评，虽受章句之学影响较大，但因同属于针对文章的批评，可谓体同而意异。姚鼐的评语多处沿袭了一般古文评点的惯用手法——对比法，通过比照对待同类文体时不同作家的处理方法或不同作者的相似风格，来分析文章的韵味气势、行文安排，褒贬明确，以示己意，如论《战国策·苏代约燕昭王书》“奇峻之气，有过季子”、刘大櫆《送张闲中序》“雄直似昌黎”、《章大家行略》“才似高于望溪，而叙处较望溪有俗气”等，指明各家文风的相近性，突出自己的审美趣味；而论韩愈《答李翊书》“此文学庄子”、 苏轼《策略四·破庸人之论》“东坡论策，其笔势多取于庄子外篇”、萧望之《驳入粟赎罪议》“词意皆本荀子”、刘大櫆《送姚姬传南归序》“淋漓遒宕，欧公学《史记》之文”、扬雄《长杨赋》“此篇效《难蜀父老》”等，则明示各家古文之间的联系，为学习者指出文本何处高妙及其渊源，显示了学习取法的路径。除此之外，《古文辞类纂》的评点另具特色。 　　首先，考证的引入。这是时代背景对评点的影响。乾隆中期学术风气经由戴震的倡导，纪昀、朱筠、钱大昕、王鸣盛等大力支持，及稍后的翁方纲、孙星衍、段玉裁等的追随，汉学之风盛行，考据已成为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再加姚鼐本身亦从戴震学习过，且颇有心得。早在乾隆二十年戴震《与姚姬传书》末曰：“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语，并《考工记图》呈上，乞教正也。”可见二人往来论学之诚。同年，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 ]论及“横被四表”之意，提出了假设，但没有求证，两年后钱大昕举《后汉书·冯异传》“横被四表”，姚鼐由举班固《西都赋》“横被六合”，此事特记于《与王凤喈书后》。后姚鼐对戴《考工记图》中的不足与有疑之处作《书考工记图后》进行了更正、补充，如“轸”字，“东原释车曰：‘轸，谓之收。’此非也。”接着说道，“凡戴君说考工车之失如此，然大体善者多矣。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东原时始属稿此书，余不及与尽论也。今疑义蓄余中，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后戴震弟子段玉裁注《说文》，在“轸” 字下先引“戴先生曰”，次引“桐城姚鼐曰”，后按：“以姚氏之说为完”，可以看出姚鼐小学的功力。基于学术氛围的影响及自身的学习，姚鼐的非学术性文章中也有着考据的影子，如名篇《登泰山记》，就被认作是融合了义理、考据、辞章的佳作。尽管此文比他明确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的学术主张要早二十年，但是在他的写作实践中已逐渐表现出了这点。因此，对考据的运用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于《古文辞类纂》的评点中。例如，对韩愈《禘祫议》的批评就是对题材的考辩： 　　唐高祖之祖虎佐周始封于唐，追尊为太祖景皇帝，其上懿祖，又其上献祖，唐自德宗以前议太祖禘祫之位久不定。建中二年，颜鲁公为礼仪，使上庙享，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当时用其言。禘祫时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为昭穆。及贞元时，议者乃谓非是。下群臣议，改太祖为东向，而献、懿别祀焉。其时退之为四门博士，上议云云。朱子推公此议理学精深得报本，反始不忘所自生之本义。公之说与吕公正同，然公之议竞不得见用于贞元之末，而鲁公之说乃得行于建中之初，盖当时鲁公名称位望为朝廷所信，固重于公之在贞元间。及乎鲁公去国，而当世遂不肯终守其说，移易是非迄乎终唐之世，为可惜也。 　　又如，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总评： 　　余尝论东坡此书是子虚乌有之事，盖东坡在黄州既闻永乐徐喜之败，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发挥己意。其以烹宰禽兽为譬，乃是黄州戒杀议论也。史言神宗于永乐事后，恨昔无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卨之言未必能及东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毕秋帆续《资治通鉴》，取东坡书为方平实事，载于元丰四年，又载帝述吕公著、赵卨事于元丰六年，是矛盾之说也。又方平乃佥人，屡为司马温公所弹，毕书据苏氏私怀作志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实也。 　　此是对文中所用材料做的考证。又如晁错《论贵粟疏》中的夹批言：“《错传》言守边备塞、劝民力本二事，然则此篇与‘臣闻秦时’一篇同时上也，《汉书》以入《食货》，故传不载。亦可证贾生《太长息》之一在《食货志》内，为孟坚所分析尔。”此评语亦为考据言。除对题材、史料等进行考辩外，还有对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