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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仁学及其当代德育思想价值新论 　　摘要：文章从仁学解释学的视角，分析和探讨了孔子仁学其人本主义之结构、特征、思想逻辑和方法，并论述了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深入挖掘孔子仁学的道德教育思想价值，有利于人们在认知人格和权利人格不断发育的同时，其道德人格也能得到合理张扬；同时也有助于增强道德教育的科学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孔子；仁学；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5-0049-04 　　 　　旅美学者李幼蒸先生在区分儒学和仁学两个概念时指出：儒学体系较为紊乱，并时常语意含混和目标指向不一。其中，不乏为历代君主专制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化的手段性及其特征，如“礼学”、“孝学”、“经学”乃至“儒教”等等。而“我们应当在全球商业化时代逆流而进，促使人们关注伦理学层面上的根本信仰问题。‘仁学’是一个完全的伦理学信仰系统，而且其经验主义本位，使其在实践论层次上免除了超越性和形上性的高层理论化问题”。本文从孔子的仁学解释学的角度，即从孔子关于仁学的创造性建构，及其实现和实践的方法，探讨在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道德教育之继承和创新问题。 　　 　　一、关于“仁”学的创造性建构 　　 　　一般认为，孔子是“仁”和“礼”并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如果把孔子思想还原到它的初始位置，同时比较春秋诸子尤其是管子的思想，那么，孔子“仁”学的特点就彰显出来。孔子首先作为一个道德伦理思想家，而管子则作为一个政治伦理思想家，他们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以致于造成法家与儒家的重大分歧。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并非是“述而不作”，而是在继承儒家注重礼仪和规则的同时，“推寻礼仪的价值本原，进而寻找‘仁’，即遵守秩序、尊重规则的心理与情感的基础”。孔子虽然关切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但更重视人格的塑造和提升，这就是孔子“仁”学体系建构的前提；而管子重视社会发展和变化，更注重社会的稳定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所以管子非常重视王道之“礼”。如：管子与孔子两人都主张节欲，管子主要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强调要“正当”和“有度”，故称为“礼义”；而孔子主要是为了成“仁”或成“人”，故称为“仁义”。 　　然而，最为难解的当属孔子关于“仁”的定义。“文革”之后，人们习惯将“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旨在复辟奴隶制，作为孔子“仁”学的代表之言。笔者认为，这多少挟有政治的武断和附会，因为在孔子百余次关于“仁”的论述中，“仁”的涵义是经常变化的，而且也是极难表达的，甚至有记载说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即孔子极少评论利、命、仁等重大问题。诚然，孔子是传统仁学思想的集大成和诠释者，“仁”不仅是被赋予了新意的伦理范畴，而且还被建设为一个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我们可以从孔子多次关于仁的答问及其后人的描述中，进一步讨论“仁是什么”的本质命题。 　　依据《说文解字》上的解说，“仁”与“人”是密切联系的，“仁，亲也，从人从二”，但孟子当初指出“仁，人心也”，“仁者爱人”(《告子上》《离娄下》)，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更为贴近孔子的原意。有海外学者在训导“仁”时也指出，初始的“仁”的意思近似“爱”，“从身从心”，有爱惜人之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可见“仁”主要是从个人开拓而来，然后才表现为人际和社会之事。那么，孔子的“仁”可以作如何概括?大概言之。“仁”就是人的主体德性，即道德人格：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能力及其人生境界，其中一种抽象之规定和取向就是“爱人”(《颜渊》)。可见，虽然孔子没有像后期孟子那样，直接提出“人性本善”的命题，但是其仁学思想已经涵盖性地规定了这一道德前提。 　　在“仁”学的主体德性之建构中，孔子有效地处理了“仁”与“礼”和“欲”的对应关系，并使之涵盖、统摄和超越了“礼”和“欲”的层面。 　　首先，“仁”与“欲”的关系。在孔子那里，欲乃食色等等，为人之所有，主要表现为对“利”的向往，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它也可以视为整个人格的一部分，孔子没有否认它，而是把欲与仁同置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之中，用中庸的方式去处理。然而，孔子确实认为“仁”体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自主性，而“欲”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却是一种低下的人格，是一种主体“仁”的弘扬的阻力，正如“无欲则刚”。当这二者相互抵触时，就区分为“小人”与“君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里仁》《宪问》)。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或曰克服，或曰超越，如“欲而不贪”。 　　其次，“仁”与“礼”的关系。“仁”作为一种道德人格，或者说在这种人格的建立之中，它总要呈现出来。这种呈现是出自“仁性”，但要符合外在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