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计调查行为法学思考.docVIP

家计调查行为法学思考 　　摘要：家计调查行为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其具有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福利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对公众隐私权和行为自由等构成一定的威胁。立法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之保障和个人基本权利之保护等基本要素，并以目的正当性原则、维护人性尊严原则和透明化原则等为指导，对调查主体与监管问题、调查的范围与隐私权保护问题和调查内容之利用与管理问题等作出明确的规制，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家计调查；隐私权；行为自由 　　中图分类号：D912.5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4.02.025 　　家计调查行为对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来说是一种新兴的事物，但由于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公共资源利用的积极性功能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得到广泛推广。然而，强调家计调查对于被调查者个人信息的公开将不可避免地触及被调查者的隐私权以及个人行为自由保护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保护个人隐私权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需要，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和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私权之间的冲突，将是我国社会救助事业深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 　　一、家计调查行为之价值考量 　　社会救助是公民因社会的、个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陷入无法自力解决的困境时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物质和服务的福利。从其特征来看，具有政府的单方面授予行为特征，对此一般会有一套被称为“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法定程序来审核申请人的收入情况，能否得到救助的关键是申请者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以及其贫困程度。大部分进行社会救助的国家都规定，对申请社会救助的，应对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收入及资产状况进行审查，不足特定标准时才予以救助[1]。例如在澳大利亚，老年救助金领取人在获得148澳元/周的救助金的同时，可以保留价值12.575万澳元的资产（不含自由房屋的价值）和50澳元的其他收入，而在瑞典申请人必须是几乎一无所有才有资格领取救助[2]。社会救助属于授益行政行为，而授益行政行为主体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再分配[3]。它以行政主体的强制性干预来实现这种社会动态平衡；因此，要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只能牺牲一部分的权利和资源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和利益。授益的结果是：“社会中被授益的一方相对人具有真有资源的优势，而另一方没有获得授益的则处于相对弱势。”[4]为了维护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实现社会公平，防止旨在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救助制度不至于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不公平，社会救助需要设置正当程序，使社会救助行为的过程处于法治的控制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真正做到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救助的人身上。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和质疑：他们认为，一方面，从家计调查的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功能有被夸大的可能。这是因为家计调查的设置一般都有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这一点从国外的社会保障事务财政开支不断高涨可以得知，其财产调查的管理成本高，容易成为申请人和官员之间摩擦的潜在根源[5]112。而且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改革过程来看，其也曾尝试过进行非财产调查型补贴的方式来支付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保障，如英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即是如此。这些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计调查的管理成本相比其行为所减少的救助资金来说，前期也许是有效益的，但随着管理成本的大幅提升之后就不再有效益了。另一方面，从对基本权利之侵害的角度观察，家计调查的行为有可能侵犯或限制公众的下列基本权利： 　　一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在进行家计调查行为时，接受调查的申请人或家庭对于调查机构必须是无保留的，调查的范围当然就包括一些也许是申请人所不愿公开或曝光的个人隐私。对此，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往往是非常反感和抵触的。在英国，财产调查似乎被申请人所憎恨，因为它使申请人蒙受耻辱，也因为当局在调查认定个人的财产和生活安排时有侵犯隐私之举[5]113。所造成的耻辱感和不申领国民救助的问题愈加突出――尤其体现在领取养老金人群中[6]。具体来分析家计调查行为是否涉及对隐私权的侵犯，按照一般侵权法理论，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必须包括两个条件：一是被侵权主体是否有“合理隐私期待”，即接受调查行为的申请人或家庭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是否被认为是合理的期待。二是侵权行为是否会对公民之隐私权构成现实威胁，即家计调查行为是否对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的隐私造成实际的威胁。分析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家计调查的个人或家庭若想获得救助必须接受全面的财产和收入状况的审核，这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一些申请人或家庭无法自力的现实，这种现实对于一个需要获得尊严的社会成员来说都会产生不安或不悦，因此可以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