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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代高薪养廉反思 　　摘要：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高薪养廉”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高薪养廉”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富有多积”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高薪养廉”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决定了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失败。 　　关键词：宋清代；高薪养廉；治吏；反思 　　腐败是世界性的政治难题，中国历史漫长，历朝历代都在很大程度上，着手研究防治腐败办法，最大限度地防止由于官员腐败对于国家政体的戕害。但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反腐总处于运动式，成效非常有限，如果继承者不能继续延续上一代高压反腐，那么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令之前的反腐业绩功亏一篑。 　　历代由于腐败导致亡国绝非偶然，其频率之高，危害之广，让继任统治者们触目惊心之后，都进行了相关政治体制内的改革。宋代是总结腐败，防治腐败较为全面的时期，与此同时推出了国家式的“高薪养廉”制度，以此从根本上彻底防治腐败。简而言之，在宋代统治者眼里来看，历代之所以贪官辈出，此起彼伏，原因只是一个，工资太低，官员穷困是导致集体腐败的原因，这种总结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决定腐败程度的高低，忽略了人性中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在为政廉洁上的重要影响。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决定了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失败。 　　“高薪养廉”是宋代推出防治腐败的积极信号，但是它彻底失败的结局已经为后世所知。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发展到了宋代已经积蓄了大量的经验，历代治国理政的典籍成果业已蔚为大观，可以说，总结历史，对照过去，继续改造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已经具备了大量条件。近代学者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时期。因此，给“高薪养廉”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可操纵性。 　　一、错误观念推进下的“高薪养廉”顶层设计 　　纵观历史，宋代公务员工资水平可以说空前绝后。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从皇帝到政策推进的大臣们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宋代的“高薪养廉”从一开始施行的非常彻底。接下来这种“高薪养廉”为宋代继任统治者们达成广泛共识，在“富有多积”的财政充盈下，将这种“高薪养廉”制度继续深度地推进了下去。 　　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有学者按照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三百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万元，无论换算是否极为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资水平是无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玉食，生活奢华。这种“高薪养廉”在宋代就率先“试水”，时间不可谓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造成这种局面，“高薪养廉”的错误顶层设计要负主要责任。 　　二、“高薪养廉”造成从政为享乐，出发点极其庸俗 　　宋代初期，由于宋太祖对武将过度管控，间接造成了他过度依赖文臣，培植了庞大的文官系统，以此强化自我权力稳定，与此同时，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成为既定国策。他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虽然在此之前也曾说过“若犯吾法，唯有剑耳”的豪言，加之对宰相赵普收受重礼的放纵，从最初在防治腐败工作上就没有打下好的风气基础。他曾亲自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这种交底，为日后的北宋政坛肆意挥霍贪渎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宰相吕蒙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