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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男子作闺音症状阅读分析 　　摘 要：“男子作闺音”是华夏文学史上一大奇特的现象，具有悠长的历史渊源，且于宋词中最为盛行，宋代社会、政治、艺术本体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了这一状况。 　　关键词：男子作闺音；宋词；楚辞；士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让我们先来看一首宋词： 　　近日门前溪水涨。郎船几度偷相访。船水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 　　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重愿郎为花底浪。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 　　溪水饱涨，适得相会，无奈采莲船小，不得好合，“合欢影里空惆怅”，只愿我啊化身这秋江上盛放的芙蓉，郎君化身花低的轻浪，长相来往。一个娇憨、痴情的女子跃然纸上。乍一看，非为女儿身，如何将此情此景，勾勒得这般动人心魄？然而，这首词却出自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醉翁亭记》等的作者欧阳修之手。 　　七尺男儿，缘何去学“莺吮燕舌”，“作妇人语”？关于这一主题，历来关注者不多，著论更鲜。在笔者看，“男子作闺音”其实有着悠远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社会、政治、表演本体、文人本体和艺术本体五个方面的时代原因，下面便将作一一阐述。 　　一、历史渊源 　　《诗经》和楚辞乃是华夏文学史上“双峰”，“男子作闺音”亦可上溯至此。《诗经》300余首诗歌中，明显可辨出以女性口吻言说的，占54首，超过总量的六分之一。尽管这些诗之后经“采诗”、“用诗”、“删诗”之变，为统治者与士大夫各取所需，特别是经汉儒“过度阐释”后，有的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但其中少女怀春、思妇、怨妇等母题，却传流了下来。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等名句中的女性形象，已成为后世诗作中的“原型”。 　　至于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则将“男子作闺音”推向了文化的前台。屈原所在的楚国，有着深厚的巫术传统。著名学者张晓梅写道：“只有男女巫觋扮演神，巫觋与神灵在祭典中新城一种人神的虚拟情爱关系，才能在热烈的歌舞氛围中迎来神灵的降临。因此，性恋关系不仅是降神巫术中人神沟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祭祀仪式中人神相娱的本质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楚辞将之转化为男女君臣的艺术表达方式的关键因素。”①在这一意识形态氛围中，屈原发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声音，以“香草美人”自比，话语中充溢着对楚怀王可类男女之情的思慕，绝非偶然。 　　到了汉魏晋，乃至隋唐，男性作者所发出的“闺音”则越发圆润；但一直到宋代，才可以说成为一种“现象”。 　　二、时代原因 　　（一）社会：经济发展与奢逸享乐的风气 　　北宋建国后，推行奖励垦殖、兴修水利、改进农耕技术等改革措施，农业、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很快出现了“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宋史?食货》）的局面。商品经济逐日繁荣，加上北宋延续了中唐以来冶游耽逸的风气，酒楼妓馆如雨后春笋般层现叠出。时称“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宋史?石守信传》），士大夫醉情声色，也有了发源之端。 　　（二）政治：右文劝乐政策 　　“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赵匡胤“首用文吏，而夺武人之权”（《宋史?文苑传序》），实行了以下改革措施：其一，保护文臣，“不杀士大夫”（王夫之《宋论》卷一），以高官厚禄“粉饰太平”；其二，更改科举制度，使之更“政治公平”，并由此改变了士大夫的成分结构，并笼络了人心；其三，实行“劝乐”政策，鼓励官员“多积金”、“市宅田”，给予他们大量的闲暇时间，使之沉溺声色之娱；其四，“兴文教，抑武事”，推崇理学，形成轻外重内、轻功利重精神的思想风尚。 　　这一切，便形成了宋代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ideological-symbplic order）：它是拒绝穿刺与焦虑的。纵情欢愉，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题中之义。 　　（三）表演本体：宋代歌妓制度与词的流行 　　宋代的歌妓制度承接唐代，歌妓主要分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种。其中官妓是中央官署和禁军以及各地方州官署所蓄养的歌妓，一般献艺不献身，常于官员会宴时出来演唱；家妓是达官贵人家中蓄养的歌女舞姬，供家主宾客歆享声色，所演唱的也一般是主人的作品；私妓则流于市井，寄身烟花柳巷，一般还出卖身体。 　　歌妓身份相异，但大多具有美貌、艺高、善解人意等特点，“香面融春雪，翠鬓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柳永《促拍满路花》），或“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苏轼《减字木兰花》），且“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孙荣《北里志》），却身份低微，“奴婢贱人，律比畜产”（长孙无忌《唐律疏义》）。正是这些特质，让歌妓与文人，有了诸多交集。 　　一来，歌妓之美，令文人诗客向往。欧阳修曾作《减字木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