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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互动关系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关键词]第三领域；国家；宗族；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6-0252-05 　　刘良群(1962―)，男，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上海 200135) 　　 　　一、“第三领域”：一个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概念 　　 　　许多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学者，在研究中均借用西方经验，按照国家―社会两分法，并运用“市民社会”等概念来分析社会力量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把国家与社会截然分开并暗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与中国社会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偏差，其次是“市民社会”这样的概念本身过于笼统，它包含了极为不同而庞杂的内容，加之学者们对“市民社会”等概念的内涵与边界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由此产生许多分歧和争议。针对这一现象，黄宗智(Phillip C.C.Huang)先生指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并不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时需要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黄先生在文中简述了晚清、民国和当代中国三个不同时期乡村社会的“第三领域”：乡村社区司法层面――司法实践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均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第三领域”――即以成文法为基础的正式司法体制和以宗族/社区调解解决争端的习惯性做法构成的非正式司法体系；乡村社区政治层面――权力产生与运作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均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第三领域”；乡村社区经济层面――村镇集体经济既不是国营的“第一类经济”，亦不是私营的“第二类经济”，经营中既受“国家控制”又受市场激励的双重影响的“第三领域”；乡村社区公益事业层面――兴学、治水、修路、建桥、赈灾等国家与乡村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等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第三领域空间的伸缩变迁[1]。我们以为黄先生的“第三领域”观点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对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解释国家与社会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重要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宗族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对现实宗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宗族在农村复兴的程度与形式，宗族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中的作用，宗族作为非正式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的互动关系，宗族与乡村工业化发展等问题，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把宗族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针对宗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成果比较少，特别是运用黄宗智先生提出的“第三领域”概念来分析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社区)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笔者尚未发现。因此，基于已有成果，本文根据XJ县实地调查资料，采用黄先生的“第三领域”概念来分析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社区)在村级社区治理中宗族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二、20世纪以来宗族的衰亡与复兴 　　 　　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族的认识最初源于五四运动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家族制度。李大钊首次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家族制度，认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2](P178-183)。他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家族制度认识的重要源头[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视族权为封建政权的重要辅助形式。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P12-44)此后，中共五大、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八七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文件决议中，提出“要破除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