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微博应用中检察官职业伦理.docVIP

实名微博应用中检察官职业伦理 　　检察官与时俱进开设实名微博，抛开硬腔硬调回归生活，更像是担当了“政法舆情义务观察员”“法制宣传志愿者”和“舆情应对预备役”的角色。这其中，也必然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职业伦理问题。 　　检察官个人开设微博的数量很多，在一些优秀检察官微博的带动下，个人实名认证的检察官微博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检察官实名微博数也已经达到547个，实名认证渐成趋势。一些长期活跃在微博舆论场中的检察官“大V”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如湖北的袁明、广西的何文凯、北京的蓝向东，带动了检察微博的兴旺。 　　在微博中进行实名认证，张示检察官的身份，一般而言，并不至于影响社会价值判断或检察官职务行使的公正性，基本上不会涉及有没有违反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情况。不过，检察官身份所象征的专业、公正形象，让身为检察官的实名微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社会一般民众的价值判断。无论是检察官职务行使的行为（官方管理员）还是检察官职务外私人生活事务，均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检察官作为独立个体与司法职业者两个角色合一的承载者，在网络中的行为和态度是否也要有必要的约束？ 　　微博虽是一个虚拟世界，但不是人机对话，而是人与人的对话，言论自由也是要受到一定约束。这些约束反映着社会对法律、对法律职业者的正义期盼。其实，任何职业活动都有自己的职业伦理，检察官也有一套自己的职业伦理。检察官应当以职业伦理为标准，检视并约束自身的职务内或职务外行为；而社会公众则可借此评判检察官行为的适当性。对于检察官实名微博而言，除专职外宣微博管理员的微博属于职务内行为外，不同于官方微博的个人微博纯属个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因而无需外加条条框框进行约束，只要把握好检察官的职业伦理就可以。 　　可以说，检察官实名微博的底线就是“检察官”这三个字。检察官伦理就是检察官生活规范，是有生命力的，必须符合生命的价值判断。与工作相比，检察官实名微博不是职务内的“工作微博”，更应属于检察官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由于“检察官”身份的特殊性，所发布和评论、转发微博具有职业特点，承载着“检察性”，检察官实名微博更像是“政法舆情义务观察员”“法制宣传志愿者”和“舆情应对预备役”。一些个性鲜明的检察官微博深受网民追捧，比如发布微案例的北京市检一分院的赵鹏；擅长打开群众心结、巧用微博接待信访者――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葛海英。 　　其实，检察官实名微博抛开官方的僵硬腔调，回归了作为检察官的生活角色。无论是对检察工作或者时事政治、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发言，还是生活趣事、工作琐事，都展现着作为检察官的风采。检察官微博受到青睐，也经常与发表良心宣言维护正义有关。许多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体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实现并非易事，但即便如此他们在努力尝试，很多检察官在其实名微博中发表意见，坚持宣传公平和正义的理念。比如，浙江温岭市的王奔，在微博中说，“无论罪犯，还是被害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多站在他们角度去思考，这样才能让罪犯真心知错服法，让被害人得到补偿慰藉。这才是检察官的公平正义”。 　　虽然检察官不是明星，不是公众人物，但由于检察官的特殊身份，其对法律案件的臧否或者对社会事件评论，均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一些媒体采编已经对这类微博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从而产出正确、权威或者具有商业竞争力的新闻产品；他们也喜欢引述检察官的言论作为消息来源，或者直接邀请检察官对特定事件发表评论或刊载文章。如果案件相关信息是来自掌握犯罪案件全貌的检察官，将是法制新闻最佳的消息来源和素材，而如能直接引述案件承办检察官的发言，更可以使新闻报道内容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可以说，检察官的言行，也是很容易影响到社会大众的判断的。 　　检察官享有言论自由权，可以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在实名微博上发表看法，但是仍应约束言行、低调内敛。不管是基于职务行使而产生的议题，还是基于检察官身份所陈述的评论及意见，除了受到已有相关法律法规限制外，仍应以身为检察官应有的专业职务伦理，自我限制发表言论的范围。谨言慎行、爱惜羽毛，应当是检察官伦理的应然与必然。细言之，检察官管理自己的实名微博，首先应该学会聆听，其次要进行理性分析判断，最后对于把握不好的可以不说，但说的时候一定要理性、谨慎。检察官在实名微博上的言论应避免使自己的行为或身份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对于网民求助、质疑、“拍砖”，要理性、文明沟通，绝对不能以牙还牙、恶语相向。对于执行业务之外的意见陈述，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及新闻媒体上发表对一般事件的评论，不能发表有损法律严肃性、权威性，有损检察机关形象的言论。 　　在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为了统一侦查案件新闻处理，都已设置了发言人制度，由特定人统一发布信息，并接受、答复媒体记者查询采访。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拟定报请“法务部”核准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