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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重塑视域下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完善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家庭人口流动加剧，分担家庭风险的家庭成员数量减少，家庭的保障能力呈弱化趋势。国家和社会救助是社会救济的重要手段，但二者无法替代家庭救助在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和给予心理安慰方面的功能。我国社会救助立法遵循“去家庭化”理念，忽略了家庭的社会救助功能，因而在实施中遭遇诸多困境。从强化家庭的救助功能出发，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在科学界定社会救助概念的基础上，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就业救助、教育救助等制度设计中对家庭因素予以考量。 　　关键词：社会治理；家庭功能重塑；社会救助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1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067-04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不仅是家庭成员生产活动的组织者，也是家庭成员生、老、病、死的照护者和失业救济的提供者。①可以说，家庭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来自家庭以外的社会保障则充当着辅助性、补充性保障的角色。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家庭的保障功能整体上呈弱化趋势。一是家庭小型化，家庭的保障能力降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分担年老、疾病、伤残等家庭风险的家庭成员数量减少。另外，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变化，空巢家庭日益增多，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逐渐减少。二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的赡养负担加重。三是家庭人口流动加剧，对养老、教育、精神和情感安抚等家庭功能赖以存在的家庭结构基础造成冲击。人口流动造成大量流动家庭、留守家庭，家庭成员分居导致家庭的凝聚力下降，也加大了家庭保障的困难。总之，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加剧等，使得家庭结构变得脆弱，家庭的保障功能弱化。 　　家庭的保障功能弱化，意味著家庭传送社会福利的能力弱化。这一问题在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对此，一些国家纷纷调整福利供给和保障方式，增加直接以个人为保障单位的福利形式，即实行社会福利传送路径“去家庭化”。例如，瑞典1957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法》突出强调国家对社会成员应承担社会救助责任和义务，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向有需要的家庭和个人提供救助，与救助有关的任何支出均由中央政府承担。②这种通过立法规范社会救助、建立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的做法，对于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平衡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立法机关对于发挥社会救助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全国人大2008年8月公布了《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09年4月公布了《社会救助法（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草案修改稿”），但由于社会救助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职责划分尚不明晰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对有关法律内容存在分歧。为防止社会救助政策碎片化，巩固已有制度成果，国务院2014年2月颁布了过渡性的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③ 　　综上，我国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动导致家庭的保障功能弱化，为此需要加强社会救助。但是，社会救助并不能替代家庭救助的功能。社会救助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国家和地方的财力，在目前社会保障水平整体滞后的情况下，我国仍需强调和重视家庭在社会保障中的积极作用。家庭救助具有社会救助无法替代的道德功能，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背景下，重视家庭的社会救助功能有助于增强社会救助立法的道德底蕴。④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救助立法如何协调家庭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关系，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恢复和支持家庭的救助功能，是立法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现行社会救助立法的相关内容，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 　　二、我国社会救助立法中家庭的定位反思 　　在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的情况下，社会救助立法有两种选择：一是强调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功能，直接针对公民个人传送社会福利；二是尊重历史传统，充分考虑家庭救助功能的恢复与重塑。从“草案修改稿”和“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来看，由于家庭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致使这方面的选择不尽合理。 　　1.我国社会救助立法中的“家庭” 　　在“草案修改稿”和“暂行办法”中，家庭是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出现的，家庭的救助功能和救助主体地位被忽视。“草案修改稿”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公民给予的物质帮助和服务。”这里，家庭的救助主体地位、家庭救助与社会救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体现。根据“草案修改稿”和“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家庭被置于与公民同等的救助对象地位，公民的家庭经济情况是对其实施社会救助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前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