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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当斯密仁慈德性价值再评价 　　摘要：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经济体系社会中四种基本德性之一。但亚当?斯密在对仁慈德性进行价值评价时呈现出了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主要是其价值评价与社会作用不相称，仁慈的自愿性与责任性的矛盾，过多的仁慈与正义、谨慎的冲突。本文尝试回溯到仁慈德性本身，对其进行价值的再评价，以期给予恰当的定位，使其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更多的潜能。 　　关键词：仁慈 德性 价值评价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030-0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先后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评论亚当?斯密：“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对“利他”的两种德性――仁慈和正义的价值评价呈现出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赞同霍布斯，认为美德是社会的主要支柱，而恶行是主要乱源。所谓美德就是公正的旁观者根据合宜的社会的普遍规则所推崇和赞美的那些品性。谨慎、正义、仁慈、自制就是四种主要的德性。其中谨慎是理智加上自我克制，是关乎自己幸福的德性；而仁慈和正义是关乎他人幸福的德性，但这些美德的践行都离不开自制这种德性。一个没有自制能力的人是没有能力拥有美德的，因此自制是自足的最基本的德性。[1] 　　关于仁慈和正义的德性，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从同情出发，由情感迁移和换位思考，对他人行为与情感的合宜性与正当性的认同而引起的情感共鸣以及帮助行为。“仁慈只不过在于，旁观者对主要当事人的感觉怀有敏锐的同情，以致为当事人的痛苦感到悲伤，为当事人的受伤感到愤怒，为当事人的幸运感到高兴。”同时“仅仅是缺乏仁慈并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并不会导致真正确实的罪恶。它可能使人们对本来可以合理期待的善行表示失望，由此可能正当地激起人们的厌恶和反对；然而，它不可能激起人们会赞同的任何愤恨之情”。在亚当?斯密看来仁慈是自愿的，并且按仁慈原则去做会带来善的结果，但“还有一种美德，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这种美德就是正义，违背它就是伤害；这种行为出于一些必然无人赞同的动机，它确确实实地伤害到一些特定的人。因此，它是愤恨的合宜对象，也是惩罚的合宜对象，这种惩罚是愤恨的自然结果”。斯密认为正义是具有外在强制性的，违背正义会招致愤恨之情，从而会受到惩罚。 　　一、仁慈德性的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 　　亚当?斯密在对这些德性尤其是仁慈德性进行价值评价时，呈现出了内在矛盾与外在冲突。 　　1.仁慈的价值评价与社会作用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亚当?斯密承认仁慈被认为是高于一般美德的，“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仁慈的刚强，构成了尽善尽美的人性；唯有这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激情协调一致，在这中间存在着人类的全部情理和礼貌。”即仁慈德性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的力量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生活中如同经济规律左右着经济形势，在政治生活中则以社会法规的形式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最大化地利己而无须他人的仁慈，因此从利己心来看，仁慈德性正在逐渐被边缘化，发挥作用的余地越来越少甚至成为多余的道德行为。 　　2.仁慈与正义的冲突 　　正义德性“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 ，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而“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因此，就由强制性而发挥的实际社会作用而言，仁慈德性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正义的德性，而这显然与亚当?斯密对于仁慈的崇高的价值评价相冲突。 　　3.仁慈与谨慎的矛盾 　　亚当?斯密一方面强调仁慈德性的崇高性，一方面又认为仁慈不应当过多，因为不利于谨慎德性下的自利。在人们为利益驱使而散居各地的经济体系社会中，由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人为己比人人为他能更有效地利他，因此仁慈应服从于经济生活的需要，其的存在状态依存于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即仁慈的崇高性已然被社会利益的现实性架空，成为一种满足利益需求的手段。 　　二、仁慈德性的价值再评价（重新定位） 　　介于以上的问题，刘飞和聂军[2]?J为一种德性的价值评价应当与其社会作用保持一致，相对称，并且对亚当?斯密仁慈德性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活动建议来践行仁慈德性：一是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