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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法理分析 　　摘 要 对《刑法》第133条“逃逸”的理解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结论，与人们认识这一问题的角度有关。因此，要正确理解“逃逸”就必须统一基调，把握基本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 交通肇事罪 逃逸 评价 定罪 　　中图分类号:DF622文献标识码：A 　　一、对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含义的理解 　　对于“逃逸”行为的含义，学者们表述基本一致，如有的学者认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等，私自逃离现场的行为” ，或者“是指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而私自逃跑的行为” ，但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行为人有救助可能却未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才应该是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真正内涵，而不是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本身。刑法之所以处罚逃逸行为，其初衷也是督促行为人履行救助义务，尽量避免被害人伤势加重甚至死亡结果的发生，从而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而非单纯为了惩治行为人离开现场逃避责任追究的行为。逃逸行为本身是不可能致人伤势加重甚至死亡的，但逃逸所带来的救助义务的缺失，才是被害人伤势加重甚至死亡的真正原因。当然，是以存在救助可能性及无其他因素介入（如第三者的加害行为等）为前提。 　　二、对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的单独评价 　　《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实际上只承认并使用了逃逸在结果意义上的功能，而没有使用逃逸在行为意义上的功能，笔者认为是不够全面的。逃逸具有独立的行为性，有可以被独立评价的一面。 　　第一，从主观罪过看，行为人故意地为逃避罪责而离开现场，即行为意义逃逸的主观内容，逃逸行为不可能由过失而实施的。而在交通肇事基本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危害行为意义的逃逸的主观内容便从先前的交通肇事的过失心态中剥离出来，呈现出独立的地位，成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并在定罪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从行为角度看，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与主观要素是紧密联系的，危害行为可看做是行为人心理活动所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在基本罪成立时，支配逃逸的心态已不称其为罪过，无罪过亦即无独立的犯罪行为。在交通肇事基本罪不成立时，逃逸行为人在主观上形成了新的罪过，在新罪过支配下，逃逸便无法再从属于先前的肇事行为，也便具有其独立性。 　　第三，从原因力上看，先前的肇事行为对于可能出现的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原因力，如果没有逃逸行为这一因素，第三段提到的死亡结果也就不会发生。相反，正是这个逃逸行为，给整个事件注入了新的独立于先前肇事行为的原因力，促使了死亡结果的最终形成。因此，肇事行为成了促使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现实成因，而不是所谓的“使肇事结果得以进一步加重的条件。” 　　三、“逃逸”行为具有定罪要件属性的法理分析 　　有学者主张，“交通肇事的后果尚未达到‘重大’程度，‘逃逸’行为本身不具有独立的由刑法予以评价的价值，先前的重伤是交通肇事的结果，其危害性尚不足以达到必须予以犯罪化的程度。而我国尚没有对犯罪或者违法后的逃跑行为单独予以论罪的规定。” 　　但笔者认为，从法理上分析，第133条规定的三个量刑阶段已经隐含了独立犯罪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也已将其中附条件的“逃逸”行为解释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条件之一。尽管司法解释的前提是基于不设立新罪的立场，但从中可以窥见“逃逸”具有定罪要件属性的法理思想是无可争辩的。基本理由概括如下： 　　第一，这符合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如前所述，逃逸在主观罪过、行为性以及原因力上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具有被独立评价的地位。据此，逃逸行为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新罪，先前的未独立成罪的交通肇事行为是逃逸行为的前置行为，是构成新罪的要件之一。 　　第二，这符合逃逸的本质。逃逸的本质是作为，刑法否定的正是逃逸的作为。逃了就要处罚，而不论前提是否“重大”，这是法律对逃逸的责难点。因此，当交通肇事基本犯罪不成立时，将逃逸行为单独定罪能够更好地体现法律责难“逃逸”的意图。因为按照刑法中行为机能的表现，只要属于刑法中的行为，它必定具有既可以作为定罪情节，又可以作为量刑要素的功能。 　　第三，有利于我国刑法体系的协调和衔接。我国法律也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不得逃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选择逃逸，不但将致负伤者生命于危险境地，很可能使其失去及时救治机会而死亡，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律秩序。从性质上说，已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独立构成犯罪。刑法只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不但存在诸多的矛盾和弊端，还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衔接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