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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亲相隐原则现代化思考 　　摘要：“亲亲相隐”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历经两千年的演变，已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人情伦理思想在实施依法治国、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仍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本文介绍了“亲亲相隐”原则的历史演变，从法理学和我国司法现状论述我国重构此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如何在当今重构这一制度。 　　关键词：亲亲相隐；证人；人伦情理；权利 　　“亲亲相隐”也称“亲属容隐”，在古代刑律中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犯罪事实而法律不予论罪或减免其刑，或者对当隐而不隐者定罪处刑的制度。它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在中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的学者从儒家伦理的角度认为其“深得先王明刑弼教”之意，进而予以肯定，而今我们则要辩证地认识此项原则与制度，既反对其糟粕，也应看到其合理之处，为现代化法治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亲亲相隐”的观念与儒家思想的传承是密不可分的，具体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孔子是儒家学说代表人物，深受西周礼治思想影响，主张以礼治国。《论语》中就记载“叶公语孔子日：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面对父亲盗羊，孔子认为正直的品质不是揭发父亲，而是为父亲隐瞒罪行，可见孔子尤为注重家庭成员间的尊卑孝悌，这种伦理性观念在《国语》《孟子》中亦有所体现，可以说父子相隐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大家的普遍认同。 　　秦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人性理论为“亲亲相隐”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深的理论基础。汉宣帝四年昭：“父子之亲，夫妇自道，天归也。虽有祸患，尤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由此“亲亲相隐”从道德上升为一项法律制度，亲属相容隐成为一项义务，内容也更具体化。 　　魏晋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亲亲相隐”的制度也日益成熟，《唐律疏议》将可容隐的的范围扩大至同居者，对容许容隐的罪行范围做出了限制，规定国事罪不得隐瞒，必须告发。宋元时期，基本沿袭唐律中的规定，只是元代将可容隐范围进一步扩大至雇佣关系中。 　　清末民初，儒家思想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亲亲相隐”的制度却得以保留，从《大清新刑律》到民国刑法，容隐的义务性特征削弱，成为一项权利性规定。 　　可以说，“亲亲相隐”的提出是儒家孝悌为本观念的实际运用，以忠孝思想为指导，建立起良性的家族管理秩序，进而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尽管其中隐含的尊卑等级观念具有封建因素，但其人伦情理思想在当今仍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从法理角度看“亲亲相隐”原则存在的合理性 　　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亲亲相隐”是符合人性、正义的，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亲属之间相互容隐是一种本能行为，如果这种行为在不伤害他人的限度内，那么应该认为它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维护人伦天性是人类最大的善，“亲亲相隐”是善法，而违背人性、强人所难的法是恶法，必然不会被社会所接受所遵从，即便施行也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反而背离了制定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初衷。 　　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来看，法律是不强人所难的。“首先，我们无法期待大多数人都自觉地以国家社会利益高于家庭和亲情利益。其次，在亲属的生命、自由、财产、名誉遇到紧急的危险时，我们很难期待大多数人去冷静理智地做比隐匿亲属更合理更合法的行为。”“若估计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必立‘责众’之法了”。“亲亲相隐”就是充分考虑了这种期待可能性，充分尊重人们的意愿，不强迫人们为不可为或不愿为之事，从而也避免法律规定的虚置。 　　三、从我国亲属作证的司法现状看“亲亲相隐”原则现代化的必要性 　　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是保证正确审理案件的基础，如果证人与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利害关系，证明效力往往削弱，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如《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5条和第69条都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司法机关对亲属间证人证言的采信也往往更为慎重。 　　此外，在现今的司法审判中亲属证人出庭率偏低，但《刑事诉讼法》第47条又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法律与现状存在着不相适应之处，并且证人缺席出庭，使得法庭质证环节难以进行，这不仅造成了司法机关资源浪费，也造成法制权威在个案上的削弱。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曾指出：“司法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司法的目的是达到最佳社会效果。”所以，与其设立证人出庭的规定使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