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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审美为核心音乐教育观再思考 　　“以审美为核心”立足既要突出音乐审美的独立性，又不排斥音乐教育道德教化功能的审美价值定位。从理论渊源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美育思想。这种审美不同于康德哲学观的“纯粹审美”概念。认为中国的“审美”是过时了的康德的“审美”和伽达默尔对审美概念的批判，进而提出中国的“以审美为核心”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以“文化的”哲学观来替代“审美的”哲学观更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美育传统。 　　以审美为核心；审美；音乐教育；美育 　　2011年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坚持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在2001年版课标的相应部分新加100多字解释“音乐审美”的涵义，再一次重申了音乐课程的“审美性”，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在经历了是“审美的” “文化的”等纷争后，最终还是确立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今天就该问题再思考，源于第一，关于审美的音乐教育依然需要从概念认识走向本质澄明，以便坚守信念，优化实践；第二，通过再思考，欲强调中国文化历史心理语境的重要性，我们思考中国的音乐教育的问题和思考中国任何一个问题一样都是需要在中国背景下展开的，如果看不到这个，拿西方的一些词汇来套现中国问题，必然是无效的。 　　一、“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这种说法的来源及其背后的意蕴 　　“以审美为核心”这句话在当今已经是熟悉不过的音乐教育的关键词。据笔者查证，该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87年初，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姚思源先生在其《音乐艺术的本质特点与教育价值》文中的一段原话：“作为美育目的和手段之一的学校音乐教育，对德、智、体诸方面有巨大的渗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培养少年儿童具有感知、理解、感受、体验、评价、鉴别和创造音乐艺术美的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音乐审美教育’。即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教学工作。”[1]在1989年9月召开“当代中国音乐建设学术讨论会”所做的专题发言《试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中，姚先生再次强调其观点：学校音乐教育的核心是音乐审美的教育，通过美向德、智、体诸育发挥渗透和影响作用，而不应该离开审美这个核心，即超越音乐艺术的规律，片面追求它的德育和智育功能。姚先生是针对当时音乐教育异化为德育附庸的弊端提出来的，体现出一种既要突出音乐审美的独立性，又不排斥音乐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的审美观的价值定位，也标志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审美的”音乐教育思想在音乐教育界开始复苏。 　　从理论渊源来说，“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起源于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的有关论说，正是这本书开启中国最早美育思想的源头[2]，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重要地位，同年9月，美育①被正式写入教育宗旨[3]43。这两位美育大师的思想深受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这些西方现代美学重要代表人物的影响。首先，他们都极力推崇审美的独立性和脱离实用、工具性的形而上的意义，这一点使得他们与梁启超的文学艺术直接为道德和政治服务的美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形成区别；其次，他们在吸收西方的美学思想基础上又作了本土化的改变。我们知道，西方审美思想以“审美无利害” “纯粹审美”等核心概念唱出了感性对理性专制、压抑的反抗，鼓吹恢复文化和人性中感性的应有地位。但是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启蒙理性、科学理性刚刚被介绍到国内，还不存在理性压抑感性的想法。相反，启蒙理性、科学理性还是启蒙知识分子要加以鼓吹的东西。所以，以王国维、蔡元培为代表的美学家并不注重美和审美感性本身，而更注重通过感性来实现感性之外的某些社会功能，这不仅仅是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所致，还因为这批美学家血脉中毕竟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乐教思想的基因。从根本上说，他们注重审美教育中情感和人心的道德意义。这种由于文化差异和源于中国知识分子欲借西方思想文化以解决中国国民性改造和启蒙问题的强烈意向使得他们在吸收西方美育思想时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误读”，而正是这种“误读”实现了中国审美思想的本土化转变。这种既要关注审美独立性又要关注审美社会功能的本土化特点是以王国维的“无用之用”和蔡元培的“美术似无用，非无用也”这些貌似矛盾的话语形式，来支撑其间审美无利害性和功利性的微妙感觉。它将审美摆脱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和审美对人生本体论意义的积极作用做了调和。这种本土化的，既注重审美的独立性又不走向纯粹审美；既注重审美对改造人心和国民性的功利作用又反对审美成为德育的工具和审美政治化的思想被专家称为“审美功利主义”。[4]在杜卫看来，“审美功利主义”实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换，它整整影响着中国一百年来的美学思想，可以称为是中国的“现代美学传统”。以审美为核心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