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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一些思考 　　 几天前,我与张政?R师的夫人傅学霖先生通电话,随便说到我准备写作此文。出乎我意料的是,傅先生表示强烈的赞成,赞成我宣传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并且告诉我,张先生在生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非常认真和用功,以致他所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封面全无例外地磨损。这也可纠正人们对张先生的一些误解,似乎张先生是只重考据之学。当然,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很不赞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作教条式的照搬。 　　 已故的前辈史学家如胡如雷先生、漆侠先生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很深的功夫。比我年长十岁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相当精熟。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我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从未有过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奢望。但是,我们这些人又多少掌握了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对如今普遍存在的指鹿为马的现象,不免有所议论和感慨。 　　就内心而论,我是敬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学者,而恩格斯的知识面还更为广阔,他们有着为广大劳苦民众谋解放的博大胸怀,甘愿主动抛弃了本可享受的剥削阶级上等人的生活,才得以创立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5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尚局限于研究当时世界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在事实上不可能不全球化的今天,必须从全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加以重新考察,而即使是对西欧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发展,也有巨大的新进展。如今看来,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产物;与今天的现实发生差距,甚至完全相悖,是不奇怪的。尽管如此,其若干基本理论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已是很不容易,很伟大了。 　　我曾写专文纪念漆侠先生,强调他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真诚”两字,是用于区别那些不真诚的挂羊头卖狗肉者。在此需要对另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如雷先生稍作介绍,略表崇敬之意。胡先生是阎锡山的外甥,按其本来的阶级地位而论,应当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胡先生经过精心研读,自觉地成了另一种人。我与胡先生仅在1989年有一面之交,并作了长谈。他对我这个后辈可说是一见如故,无话不说。我从他精辟的、犀利的谈吐中,初次领略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柢和风采。当时对他的个别说法也有不以为然者,但事实的发展又很快证实了胡先生有先见之明。我有幸参加唐长孺和胡如雷先生的追思会,其实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至今想来,有两点印象最深。一是胡先生在一次谈话中,连说了好几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把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说得清清楚楚,说明他已摘得马克思主义的骊珠。二是胡先生强调了唐太宗纳谏的阶级局限性。我迟至21世纪初,才写作了两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台谏政治的文章。我不由扪心自问:当胡先生强调唐太宗纳谏的阶级局限性时,自己的史识是什么水平? 　　或以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治史者必须谈马列,又非仅是漆侠、胡如雷等先生,何必单提他们。须知当时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其实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到胡先生发表上述谈话时,形势大变,他如果没有信仰,完全可以缄口不言。他是在没有任何压力之下,主动地、自觉自愿地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试问,从1949年到1966年进入史学界者,又有几位在另一种形势下,像胡如雷先生那样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这难道还不足以反映他信仰的真诚? 　　胡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公认的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佳作,也是胡先生在万分艰难条件下的呕心沥血之作。尽管如今我已不大赞成使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可能用“租佃制社会”一词,即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更为恰当。转瞬之间,已时隔近三十年了。随着整个古代经济史,特别是宋明清经济史研究的进展,应当有人在胡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再写一部,更上一层楼,这也无疑是对胡先生最好的纪念。迄今为止,胡先生的著作还是完全不能被取代的,值得每一位治史者认真学习。 　　我曾在纪念漆侠先生的《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文中,揭露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真面目。的确,时间是可以淡化或遗忘许多事情的。但是,凡是“文革”前就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参加工作的人,对他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 　　邓小平赶走了迟群所派工宣队,改派林修德、刘仰峤和宋一平主持学部工作。当时人们都明白,这自然是与江青争夺舆论地盘之举。及至1976年,进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林修德等人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其时学部的老干部约有二三百人,一般对这次政治运动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但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位先生。他十分起劲卖力地利用近代史所的领导地位,主动贴大字报,上蹿下跳,向林修德等人逼宫,要他们交代与邓小平的黑关系。人们都清楚,他显然是积极投靠九天玄女娘娘,准备在一旦登基时高升呢。当然,其所作所为也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