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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思考 　　摘要：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关键性问题。经济学家界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需要改变。本文尝试做出回答。 　　关键词：公平 效率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随着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确立，人民生活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同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短短的20多年之间，中国步入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行列。基于此，在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需要改变呢？这就需要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进行认真地探讨。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过程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公平效率关系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曾存在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的错误。针对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平等的要求，我国实行以“平均主义、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按劳分配”，构建一个人“公平”分配优先，以“均富”求共富的发展模式，且后来“公平”分配优先逐渐凌驾于经济效率的增长之上。我们曾片面地理解“公平”，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它实质上造成了一部分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侵占，根本不能称之为公平。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公平效率关系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平均主义分配对效率造成的巨大伤害，提出破除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这一序幕，而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刻剖析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危害，彻底否定了长期以来的平均主义公平观。在公平与效率基本关系的安排上，以片面强调“公平”忽视效率，转向更加关注效率的提高。 　　第二阶段，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针对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并有可能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稳定造成破坏的新情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在效率与公平这个两难选择上，突破了以前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提法，第一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即在继续强调效率的同时，提出了兼顾公平的时代要求，但在优先次序的安排上，把效率放在首位。 　　第三阶段，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分配领域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还不完善。在居民或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市场活动主体中，究竟谁负责追求效率，谁负责兼顾公平，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两个环节中公平与效率应如何组合，是否都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有所侧重。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内涵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效率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Pareto)于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又称为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我们通常讲的效率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即人力资源、资本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如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指出，“效率意味着从既定的投入中获得最大的产出。”现阶段，“效率优先”就是指重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以此为根据对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行收入分配。 　　而经济学上一般把公平理解为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说的“兼顾公平”一般是指兼顾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是指在承认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安排对初次分配产生的差距进行协调，使之趋向合理化。协调的标准应不削弱高收入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激励低收入者的劳动意识为基本尺度。 　　 　　三、是否应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仍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要求我们要坚持效率优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它要求把提高效率放在首要的地位。而且，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所以，坚持效率优先是正确的，我们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