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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伤仲永科学性探讨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伤仲永》一文是王安石早期散文的代表作，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观，借方仲永的生活事例，突出后天教育对成才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被后人作为劝学育人的典范篇章，并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但是，王安石《伤仲永》一文虽然力图强调后天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突出个人成长离不开积累和实践，蕴涵着丰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选择的事例，特别是《伤仲永》一文以下文字叙述的思想性和科学性方面还值得商榷。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揭示其在哲学领域科学性方面存在的不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庚。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信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做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这一段主要叙述描写了方仲永“天赋”的过人之处，是全文写得最为详细的一段，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虽然这段文字力图警示人们成功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离不开后天的努力。但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在叙述仲永从“未尝识书具”到“指物做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缺乏可信度和科学依据，会给学生带来误导，带有客观唯心主义宿命论的思想和形而上学的倾向。 　　首先，这段文字叙述背离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意识的本质和内容。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人只有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客观存在通过人的实践作用于人脑，人脑才会形成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这才有了意识。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创作强调要善于观察，文学艺术创作如果离开生活就会失去生命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艺术技巧的运用，都要依据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及借事说理性文章对于真人真事的特殊要求。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即使叙事中需要有夸张、渲染的成分，也得符合文学的艺术真实性规则，符合生活的事理逻辑，而不能仅凭主观臆断，混淆是非，造成逻辑混乱。文中“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诗四句”的内容到底是来自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还是来自于人脑，是人的头脑自生的？显然，笔者认为来自于“受之于天”的天分的思想是不科学的，属于唯心主义思想，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错误的。 　　其次，这段文字叙述违背了质量互变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首先从量变开始的。没有量变准备，就不会有质变发生。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既然事物的变化发展始于量变，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因此，我们要坚持用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看问题，重视那些看起来不显著的、但却有着重要作用的量变，要注意量的积累。仲永从“未尝识书具”陡然进入“指物做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的状态，在实际上是不可理喻的，也是无法理解的。从哲学角度来看也违背了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和注意量的积累的哲学道理。事实上，要达到“指物做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境界不经过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的磨练以及知识和能力积累，单纯依靠“天赋”是无法实现的。任何质变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凭空出现的。客观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而过程总是要逐步进行的。 　　再次，这段文字的叙述否定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是为了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是在变革实践的实践中发生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只有在实践中同客观事物的反复作用，变革客观对象，使对象的各种特性暴露出来，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文中说“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对古代文化常识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所谓“书具”乃为古代文人的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对于如何执笔，如何运笔于纸上，是古代读书人在学习生活实践中习练的一种书写的技能，它不同于小孩一生下来就会吃奶的自然本能，而应属于由后天习练所得的一种实践技能，用天赋也无法解释得通。即使拥有过目不忘、出口成章的天分，其认识的内容仍然来源于实践活动认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脑里固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实践出真知，实践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来源。认识是否正确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作者对《伤仲永》的文责也仅仅用一句“余闻之也久”来解释这一切，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余闻之也久”不能成为这个故事科学性的依据，作者需要对道听途说的事情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为事实后才能作为说理的依据。 　　无独有偶，2004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关于孟尝的一段文字选自《后汉书?孟尝传》，从整体看，这段文字主要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的，材料中的伦理思想和